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民分化和整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资源的动力机制和资源配置原则的运作是中国农民分化的基础性条件,路径依赖因素、动力激发程度和农村社会成员的能力成为农村社会成员是否脱离原属阶层以及流入到哪个阶层的关键因子。而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整合方式失效,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尚为雏形,本文认为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加强农村社会新型整合机制建设努力的方向。     

河北省农民职业分化与政治分化相关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一些发展，基于经济因素，农民出现了职业分化、政治分化等现象。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研究农民的职业分化和政治分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

当前,我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机遇时期,我国社会结构、主体利益、道德观念、价值追求急剧分化,这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动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化既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有悖于人类的价值追求,分化引发的矛盾凸现、价值失落等问题以及由分化所引起的社会整合的需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并必须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能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未来走向的变革，是农村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分化与组合。农村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样化，除考验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对农村利益整合能力外，更直接的，是对现存的农村利益表达机制提出严峻挑战。     

陌生自由人社会及其内卷化——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思考

建构成熟公民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就社会结构现状而言,中国仍然处于陌生自由人社会状态,突出表现为社会自组织孱弱、公民参与缺乏、精英特征明显、社会分化严重、公民文化缺失。且由于国家与市场等外在因素制约,陌生自由人社会内部结构不断复杂化,社会流动减缓,碎片化结构简单复制,社会分化与冲突加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趋势,无法朝着成熟公民社会这一高级模式顺利转化。     

浅析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后对干群关系问题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冲破原有体制束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中国社会群体也加速发生分化,其中最早、最明显的是农民群体.工业化的进程不仅使农民在观念上由保守转为进取,还使农民在交往上由封闭变为开放.中国农民正通过自己的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和大规模区域流动,推动中国第三次现代化的浪潮,推动中国社会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     

全球化,历史与发展:两个世纪的神话

本文从历史角度比较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全球化的发展。结果表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关于融合和发展的神话故事,它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快速增长和融合,反而是增长速度放慢,收入水平分化,国家间差距扩大。     

基层治理笔谈——基层民主：国家建构民主的中国实践

现代化发展必然形成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社会的分化;二是国家的一体化.社会的分化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而国家的一体化是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因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将面临一个基本难题:如何将社会分化和国家一体化有机统一起来,并产生良性互动.     

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与功能分化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经历了“人民公社——村民委员会一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种主要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全能型的农村微观组织形式被打破，经济功能分化出来，逐步演变为独立、合法的微观性经济组织。推进农村微观组织的功能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培育农村政治性微观组织，分担和承接村民委员会无力完成的农村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农民发展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中国社会改革进程日渐深人，各种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在目前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尤以城市化进程为各阶层所瞩目。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又以农民的发展为本位，因而研究农民的发展是搞好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文中从农民的发展研究出发，认识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正在逐渐分化，在分化的过程中又进行着频繁的互动、联合，深入研究这一过程，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对干群关系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职业为基础,结合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划分的依据,梳理出农村社会 分化的各阶层。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对干群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干群关系的子盾运动中,干部始终处于矛盾 主要方面。因此,从作为基层干部的农村管理者阶层微观角度出发,对农村社会各阶昙加以正确引导和规范,使之实 现合理流动,实现干群关系良性互动。     

农村社会的历史转型与社会管理的现实难题

农村社会历史转型的逻辑起点是提升自主性，在本质上是农村总体性社会解构，从依附走向自治的过程，其客观必然结果是农村社会从均质同构走向异质分化，出现了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群体与利益、观念与行为、组织与权力、权威与信任等的分化。但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转型与分化过程中的农村社会凸现了公共管理与服务短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及调处机制缺失、管理主体调控能力低下、制度冲突及制度效能降低、价值迷失与混乱、主体行为冲突与社会对立加剧等矛盾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有必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调整利益分配、完善管理与服务、重塑社会价值等多种渠道，对农村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农民分化的成因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分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一种非常态、外生型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劫掠杀戮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民族情感,农民分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必然。同时,边区党和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不仅成为促进农民分化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对农民分化后的结果也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     

社会选择理论对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或分化程度的提高,社会整合力增强,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受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个性的发展,尤其是主体意识的增强,使个体人更加试图摆脱社会的压力,追求愈来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行动上的更大的自主性。这两种力量的强化,必然使两者整合协调的难度增大。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何促进社会各个阶层的有效整合,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当代中国的社会选择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必须关注的一个现实和理论问题。     

明皇朝的覆没与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碎裂——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辨析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逐步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历史地看,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被西欧社会发展迅速拉开距离,实是明皇朝276年统治所造成的.两败俱伤的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使得明皇朝成为历朝历代最腐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最严重的封建皇朝.明皇朝的覆没,以及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朝如流星般地消逝,表明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碎裂.中国走向现代化,必然要转换社会政治治理模式.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三个世纪,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社会转型.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自我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阶层态势及其规范整合

阶层分化是个不争的事实,本文从城乡居民、体制外群体与体制内群体、干部与非干部人员、农村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着手分析当今阶层分化的态势,并从社会分层的制度性因素、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的三要素入手阐明了阶层分化的背后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变动情况、经济体制改革和官本位制,最后提出阶层分化整合、规范对策应是消除制度性因素的人为塑造阶层作用、防止先赋性因素对阶层分化的直接推动作用、提高自致性因素的阶层自然分化作用。     

重视农村干部的学习 提高做好农村工作的本领

农村基层干部对党的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如何,直接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读书学习是农村干部胜任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针对当前基层农村干部的实际,提出通过开展六个方面的学习,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做好农村工作的本领。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最重大革命理论.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没有灭亡,却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苏东剧变却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面对着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和深层次的分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     

中国农村发展的另类解读——“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建试验

自中国开始追求工业化以来,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就被裹挟入整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再是单纯的农业或农村问题。20世纪以来“政府公司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农村发展领域的基本问题不可能是农业问题,而可被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个主要体制矛盾的制约下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