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苏里船歌案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

一、问题的由来“乌苏里江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这首由著名歌唱家郭颂传唱40年的歌曲却引发了著作权纠纷,歌唱家郭颂等被推上了被告席。原告方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认为《乌苏里船歌》(下文中简称为《乌》)是赫哲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点、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民间文艺作品”。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乌》署名权等精神权利和获得报酬权等财产权利。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乌》数次,说明其为赫哲族民歌,并对侵犯著作权之     

《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案评析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现已无法考证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该曲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同一时期，还首次收集记录了与上述曲调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根据现有证据，《想情郎》最早刊载于1958年12月31日由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调查小组编的《赫哲族文学艺术概况》（草稿），《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最早刊载于1959年6月17日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曲》杂志。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诉讼的要害问题——从《乌苏里船歌》案谈起

当事方：原告：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被告：郭颂、中央电视台、北京北辰购物中心案由：郭颂以及中央电视台均将此歌作为郭颂原创推出。赫哲族乡政府认为《乌苏里船歌》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郭颂仅为改编。     

《乌苏里船歌》案若干法律问题评析

中国首例针对民间文艺作品主张权利的诉讼引起了法律界、音乐界的广泛关注。目前该案虽已经二审法院判决,但案件中所涉及的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少数民族权利正当性理论述评

以时间为维度,少数民族权利正当性理论有三个层面:历史正当性,主要体现为历史补偿性权利,本质上是道德权利;现实正当性,体现为解决多数决民主缺陷的宪政制衡权利,本质是政治权;未来正当性,主要体现为维护和保持民族特征的差别权利,本质上是文化自由和指向未来的机会、发展平等权。     

《乌苏里船歌》到底属于谁

丁长禄于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摄影作品《大好河山》，该作品以张家口市的代表景观“大境门”为拍摄对象。     

历史上俄罗斯法律中的少数民族权利

俄罗斯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俄罗斯法律对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有哪些规定,这些规定在民族关系中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本文指出分析其发展脉络可以使我们充分把握当前俄罗斯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立法的依据和来源,也对其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提供有益借鉴。     

简论我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法制建设——从少数人权利保障的法理角度

本文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属于一个少数人权利保障的法理问题,并尝试从少数人权利保障的角度,简单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法制建设历程、其正当性即意义以及民族教育法制建设等问题。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

调查程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具有辅助作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为了审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家报告,曾成功地对两国开展过调查活动。在起草该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调查程序曾发生过一些争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继承和发展了此前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并对此后的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该任择议定书的20个缔约国中只有4个接受调查程序,比例明显偏低。该调查程序的批准和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毕竟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增加了一种监督程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潜在的更广泛的保护空间。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作为少数民族重要标志的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和外来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本文认为,我们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来看,还是从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团结来看,都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弘扬工作。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法治国家下的少数人的特别权利

“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是民主理论、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核心论题。满足不同的民族、族裔、宗教和语言群体的愿望并确保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国家下促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的规定包括禁止歧视和少数人的特别权利。这些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下的平等理念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在国际条约中得到了具体体现,集中体现在《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得以形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     

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行,促使检察机关提高了不捕不诉案件的比例,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环节救助的空白,使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时常处于空置状态,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被害人与检察机关的矛盾。因此,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我国应探索建立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原则、立法模式和救助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条件等,从而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平衡保护。     

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与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之比较

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国家指控制度、个人申诉制度以及国家报告制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由于区域内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比较接近,区域内人权标准更统一,所保护的权利主体也更具体,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在人权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丰富了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体系,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     

精神权利保护的一种法哲学解释

精神权利最初源于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尊重个人创作和个性的要求。德国的先验唯心主义和法国的天赋人权学说从人的主观权利和自然权利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并进而涉及到人的主观权利和作者人格的联系。19世纪这种联系扩展到作者和作品之间的一般联系,并被确认为作者身份所因有的最高人格权。但在精神权利制度化的生长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以降,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精神权利呈现弱化和软化处理的趋向,具有一种从纯粹的自然权利蜕化为某种制度安排工具的倾向。从权利制度化的角度看,这种趋向是对市民社会发展变迁的理性反应,对解决版权交易市场中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存在的紧张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探析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文化遗产权利的公益透视

对于公共利益的探讨成了时下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鲜有学者研究文化遗产权。试用热点问题的内容来讨论冷门话题,首先,对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权作了一大致介绍;其次,梳理了一下与文化遗产权有关的公共利益理论,并用现有的公益理论、从公共利益层面来解析文化遗产权,探讨其公权属性;最后,简单谈了一下公益冲突理论对于文化遗产权保护的启示。     

论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

为了促进人权和民族权利,使这些权利在非洲得到有效保护,非洲统一组织制定了相关人权文件,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人权保护机构和制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对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论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限度

自由刑对于在押服刑人员权利剥夺和限制的应有的必要限度,究竟在哪里？对于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的具体内容,究竟哪些应该保障,究竞应该如何保障？如何在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和合理监禁与惩罚两者之间形成有效平衡？对此,很多人的认识并不够清晰;而观念的模糊以及制度、体制等各方面原因,导致了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在监狱行刑实践中的缺损。由此,就我国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的应然限度进行深入探讨,对于进一步澄清模糊观念,进一步强化监狱工作者们对于在押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意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