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形象的塑造

自媒体主体的广泛性及其信息的即时共享性、互动性、“病毒式”传播速度与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充分提高了公众的关注度，同时信息发布者的观点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事件相关主体的态度与评价，而自媒体的大部分信息内容都会涉及到政府行动与反应，有时甚至直接以政府言行为中心进行传播与评论，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正面的自媒体信息有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但负面的自媒体信息则会破坏政府形象，因此，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探析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化的不断发展,司法公正愈来愈受到公众关注。媒体作为公众获取司法权运行状态信息的主要途径,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既存在一定冲突,又相互联系。在分析其二者的关系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研究现状,就问题解决提出几点建议。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探析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化的不断发展,司法公正愈来愈受到公众关注。媒体作为公众获取司法权运行状态信息的主要途径,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既存在一定冲突,又相互联系。在分析其二者的关系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研究现状,就问题解决提出几点建议。     

政府官员媒体语言表达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由被迫公开信息向自觉及时公开信息转化。面对媒体,＂无可奉告＂被列为政府官员的禁语。既然面对公众媒体必须要说话,那么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摆在了各级官员的面前。     

媒体在劳动保障工作中的功效分析

梳理媒体与劳动保障部门之间关系变化,我们不难看出,由初起时媒体沉默,到后来的＂网络轰炸＂,再到最终的自主报道,媒体不再是政府单纯的传声筒,也不再是附庸或从属,而是学会扮演一个独立的社会角色,学会在政策的引导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学会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和空间。对于劳动保障工作,媒体的社会责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社会协调。可以说,媒体在劳动保障工作中正在不断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公共性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角色分析——基于社会学的角度

在公共性突发事件中,媒体作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其作用和地位都不容忽视。媒体的角色定位影响到政府的威信、公众舆论的发展方向甚至是社会的稳定,而媒体特殊的身份使它在饯行角色规范的时候会选择不同的立足点,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本文利用社会学的相关视角,分析了媒体在应对公共性突发事件时的角色定位,以及其应该处理的一些关系。     

地方政府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案例分析

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处理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尤其在突发事件中更是至关重要。面对突发事件,地方政府怎样积极与媒体沟通,积极利用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稳定公众情绪,进而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是现代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所必须思考的话题。     

3G时代政府公共关系的构建

3G时代的到来对政府信息处理能力、危机处理能力、利用媒体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政府公关从业人员素质、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提出更高要求。面对新的挑战和要求,政府必须积极调整公共关系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构建统一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善用微博增强政府回应能力,靠潜移默化的示范和引导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完善政府公共关系相关制度,培养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政府公关人才队伍以提高信息管理和媒体管理能力。     

试论公安机关与媒体实现共赢的策略——以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处置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呈多发态势。在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过程中,公安机关和媒体是公众首先求助的主要对象。二者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但由于职业特性相异,冲突也时有发生。通过以信息沟通、信息发布、信息管控和信息共享四种策略来协调公安机关和媒体关系,以达合作共赢之目的。     

负面事件被报道后警方积极应对媒体之策

当今媒体语境中,媒体对警方负面事件的报道不可避免。负面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门面向公众和媒体的基本对策是：告知以及基于告知基础上的对事实的非直接解释和组织的态度,同时回应公众的质疑;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寻找负面事件中的正面因素进行有效传播,争取公众的理解,化解公众的不满情绪,塑造警察组织的良好形象。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