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司法同时步入扫黑除恶和企业产权保护的元年,针对审前程序中涉案财物处置乱象问题,有必要厘清与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相关的制度与程序,强化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应当正确界定涉案财产的概念与范围,合理把握涉案财物的处置方式和处置标准,在区分程序性处置和实体性处置的基础上,从职能、权力和程序三个方面强化审前涉案财产处置的控制体系。为了应对实践中存在的处置任意化、程序偏行政化、移送和保管混乱等问题,应以取证规范化为基础强化涉案财物的审查认定,丰富涉案财物的保全措施体系,对审前处置程序进行正当化改造,建立和完善涉案财产集中管理制度。     

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考

正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些关于非公有制经济重要观点的提出,预示着不同所有制的各类经济主体,国家都依法平等地保护他们的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他们都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成员",待遇平等、竞争平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尽可能地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发展环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作出贡献。     

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的处理——以公民财产权保障为视角

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我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公民财产权应当与公民人身权处于受法律同等保护地位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刑事法领域,重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轻公民财产权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刑法》对涉案财物的处理规定太过简单、原则,《刑事诉讼法》对于涉案财物的处理规定过于混乱,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在涉案财物处理过程中乱象频出。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两个涉案财物处理的案例入手,分析了产生司法实践困难的原因,并借鉴域外的相关国家的成熟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几点构思。     

反腐之赃流程录

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一批批贪官应声落马,查没、追缴的赃款赃物数额越来越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赃款和赃物都是怎么处置的,又去了哪里？一般民众对此不甚了解。因此,从加强对司法权力监督和制约的角度,应该公布赃款的去向以及处置的程序,让老百姓知情,让社会公众知道,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反腐的公信力。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以此次改革为契机,应当突出正当法律程序价值,通过制度的统筹与更新,提高涉案财物尤其是贪官赃物处置的法治化程度,加强涉案财物处置的立法顶层设计。相信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对保证法治反腐、公正司法以及提高反腐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控告申诉检察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法理透视与实践指向

从制度机理上看,控告申诉检察持续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内涵与保障市场主体地位实质平等的需求高度一致。控告申诉检察服务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检察机关自觉将司法办案融入国家治理大局的重要举措。既要通过对个案公平正义的持续追求,以适度修正市场主体悬殊地位为基础,提供依法平等保护、追求实质正义;也要充分发挥控告申诉检察职能优势,全面分析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控告申诉案件总体情况,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进行有益、在先的法律风险警示,填补法的作用发挥上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间隙”;以化解当前的具体纠纷为直接目标,将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融入司法办案、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进阶目标。     

论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

刑法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在入罪界限、刑事责任承担和刑事司法等方面失之偏颇,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明显不力,这与经济体制的僵硬性和刑法本身的特性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需要,以及法的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要求,调整刑事政策和完善刑事立法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宪法非公有制经济规范的变迁与内涵

我国宪法上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从宪法规范上看,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虽然性质不同,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二者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受到平等保护。基于国家的宪法义务,国家在立法、公共政策制定等不同领域,应当维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落实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从新中国历史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宪法视角探讨非公有制经济的演变、规范结构及实践功能,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经济发展的预期,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私分国有资产罪宜修改为私分单位资产罪

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角度考虑,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第一,此罪名主体要求的局限性,暴露出刑法因主体原因而不能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弊端。第二,此罪名犯罪对象按刑法规定仅限于国有资产,因其犯罪对象的局限性影响了刑法的实际调整作用。第三,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乏力。我国宪法明确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宪法也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应为相同的市场竞争者,理应受到法律包括刑法的平等保护。同样的法律待遇,现行刑法将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却没有将私分非国有资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无疑产生了不平等的现象,反映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     

涉案财物处置的行刑衔接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程序在涉案财物认定、程序性和实体性处置规则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在行刑衔接过程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一般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应根据行政机关处置涉案财物的进展分别处理。为进一步完善有关程序,应明确供违法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标准、统一涉案财物的实体处置措施,并填补对违法所得产生的孳息予以行政没收的漏洞。     

刑事涉案财物没收的司法认知与适用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涉案财物没收在法律性质、对象范围、规范适用等方面存在认识和操作上的差异。为规范适用刑事涉案财物没收,有必要统一认识及适用规则。刑事涉案财物没收在性质上属于"对物的强制措施",在对象范围上包括违法所得的财物、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规范适用上应当明确犯罪所得之收益的追缴规则、应当返还的被害人合法财产范围、供犯罪所用的他人财物的没收原则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在刑事涉案财物中的适用情形。     

The Chinese mafi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Gambett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cuses on two important aspects directly relating to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afias, namely a demand for private protection and a supply of the same. In the Post-Mao era, China started its transition from a centrally controlled economy to a market-directed economy by adopt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ies. The widespread cre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as exponentially enlarged the demand for protection. However, property rights are ambiguously defined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e state is unable and unwilling to provide efficient and su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s for needy people because of the rampant corrup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weak judicial system. In this case, the mafia that is interested in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rotection developed into an alternative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securing’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most important service offered by the mafia in China is not only to assist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monopolising the market, but also to assist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FINANCIAL REPRESSION,FINANCIAL LEG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inancial repression usually exis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nature, it is like a hidden tax and can liquidate public debt of the government effectively. The policy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will likely hinder financial deepening, negatively influence the building-up of efficient and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 and eventually harm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The fine legal infra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ajor measures to reduce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improve the legal governance in finance are the following: the strict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he obligation rights of the common depositors against the banks and the shareholders’ rights of the common investors,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the contract freedom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the sequential openness of financial market entry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free and equal competit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judicial system to increase the adaptability of Chinese law, such as the strengthening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ase law.     

论“入宪”后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对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13条的再思考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两个规定之间的关系。财产权保护的法理依据应当是财产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而不是“所有制”的优越性。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条款应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而非总则的“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立法上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时要既体现“平等保护原则,”又处理好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为增强法律实效,实践中应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进一步放宽对私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培植尊重私产和正当程序的宪政观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社会公正,兼顾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对完善宪政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非常重要。     

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研究

财产权是个人权利的基础,私有财产权已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只有转变对私有财产的传统认识,尽快完善宪法,出台物权法,切实加强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检视与未来建构

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犯罪罪名体系适用的司法实效考察,反思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可以发现,在网络和知识经济的双重时代背景下,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存在着法益保护范围过窄和犯罪行为定性混乱或缺失的问题。因而,在宏观上实现从"适度保护"向"同等保护"的刑事政策转化;在微观上继续进行知识产权犯罪罪名扩大解释的司法努力的同时,推动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更新,是加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建构完善的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的必然选择。     

不动产占有人在交易中的权益保护

在不动产一物数卖的多重买卖纠纷中,如何评价不动产占有的法律效力,保护不动产占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学理上尚缺乏系统的考察。这既囿于传统物权债权的二分财产权体系思维的困境,又陷于占有、登记法定二元公示方式的窠臼,导致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常陷入法律适用的两难境地。实证考察当前我国不动产权属登记等现实状况,不动产登记制度仍存在缺乏公信力等问题。而考虑到司法实践已一定程度上认可不动产占有的法律效力,学理上应适度转变物权债权严格二分、占有登记严格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确认不动产占有所包含的实体权益。在实践中强调以相对人知悉为中心的信赖保护,辅之以善意要件证明程序来构建不动产交易秩序。     

财产性收入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财产性收入的法律保护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新兴问题,它具有物权、债权的双重属性,在实质上归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财产权,因此,应把财产性收入整合到我国法律体系内予以保护。在立法上应明确对财产性收入的法律保护,在司法上积极实现对财产性收入的法律救济。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

劳动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改革和发展背景下,重新定位并依法确立“农民工”劳动权主体地位既是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前提条件,也是他们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依据。应当依法确立“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劳动权的实现主要有赖于政府法治,具体路径选择应当是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规制“失范”的“农民工”劳动权保障制度,依法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劳动权利。     

维权与控权:经济法的本质及功能定位——对“需要干预说”的理论评析

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平等竞争权和自由交易权,维护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达致上述目的,经济法需要授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担负起监管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运行秩序的职责。而为防止政府公权力的可能被滥用,经济法更是以法律手段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市场监管行政行为严格限定在法律授权及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强调公权力行使的责任性、义务性和透明度,做到严格依法办事。那种从“市场失灵说”出发主张政府对经济“需要干预说”的经济法理论,是对现代经济法本质和政府功能定位的极大误解,它在理论上是难以自证其说的,在实践中也是极为有害的。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实际损失的司法认定

传统的民商事法律领域的实际损失通常是指权利人现实利益的减损,即直接经济损失,通常不将间接经济损失称为实际损失。从现有知识产权法律规则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实际损失既包含直接经济损失,也包含间接经济损失。目前司法实践确认的间接损失包括销量的损失、维权费用的损失、重新投放广告恢复市场声誉的损失等。为充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价格侵蚀损失虽没有明文规定,在有可靠证据支持的范围内赔偿权利人价格侵蚀部分的损失,具有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