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整合与挖制的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研究回顾与评价——基于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乡村组织社会功能的比较

国内外学界对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共产党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控制功能的分类研究阐明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功能图式,即士绅的强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国民党基层的弱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中央的强政治控制功能;共产党基层由强社会功能向强政治功能的转变的倾向。尽管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到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社会权力性质,但没有通过权力性质的划分及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与乡村以及国家整体的组织与控制的关系。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模式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网络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现实应用。     

政府职能社会化的现实基础与机制建设

政府职能社会化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有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四种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政府职能社会化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条件,建立公民自主管理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是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基础和保障。     

关系强度资源专属性的公私部门差异假设及其经验检验

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更有利?过往研究以社会资源命题为基础,或强调关系强度和其所链接的社会位置之间的相关性,或强调区别于经济交换的社会性互动,造成非强即弱的理论困境。着眼于社会资本的条件性来源与回报,关系强度专属于异质性资源,强关系专属的权力资源,对公立部门职业获得机会存在正影响;弱关系专属的信息资源,则对私立部门职业获得机会存在正影响。两种正影响皆随行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利用台湾地区1997年社会变迁数据,海克曼概率单位模型的分析结果支持"关系强度资源专属性的公私部门差异假设"。     

“失衡效应”: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定位与机制

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呈现出决策资源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归纳为"失衡效应"。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制度约束与权力关系构成了"失衡效应"的主要变量。其中,制度约束是控制变量,权力关系是因变量。权力关系由政府监控能力与社会反应强度两个方面构成。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强,社会的反应强度越高,则"失衡效应"越弱;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弱,社会的反应强度越低,"失衡效应"越强。     

论国际法的强制性

强制性是国际法的内在属性;国际社会具有强制实施国际法的途径和方法;不过在实施效果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比属于较弱的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以及国际刑事制裁的新发展使国际法的实施呈现由弱渐强的趋势.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

随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全面自动化。这个正在生成的社会现实意味着经典劳动价值论“一切价值均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笔者以为,弱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劳动者。这样才能解释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弱人工智能视为物或工具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方向是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永续生产模式。因此,只有强调并确立弱人工智能的劳动者地位,才能有效破除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控制,将弱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能力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     

社会支持网络的性别差异——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项目(CGSS2005)的调查数据提取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关系支持因子、弱关系支持因子和工具性支持因子,对三个因子做性别比较,并把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要提高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资源,应该逐渐消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注重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女性的劳动收入,从而提高女性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满意度.     

中西政党制度功能的再思考

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主要发挥利益表达的民主功能,中国的政党制度则承担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整合和维护稳定的多重历史使命。西方政党制度虽然也具有社会整合、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等功能,但与中国政党制度相比却表现出衍生特征,属于衍生功能。与此同时,中国政党制度虽然也拥有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功能,但明显呈现出偏弱和附属的特征,属于附属功能。     

政府的强势与弱势: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思考与研究

在社会治理中有关政府应该扮演强势抑或弱势的角色并没有明确的定论。西方政府经历几十年的社会治理实践,因市场机制的成熟、公民社会的基础及第三部门的成长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府的形象由强趋弱,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逼迫西方政府重新高调出发;与此同时社会治理正侵入市场化渐入佳境的中国,由城乡二元区隔形成的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虽然已分别享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但政府没有明显让渡的迹象。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公民意识的增强、民间组织的扩张,以及整体社会治理模式渐趋清晰,政府是否强势并不重要,治理能力上乘的政府才是社会真正的期待。     

延边地区朝鲜族与汉族性别比差异浅析

本文着重分析了延边地区朝鲜族与汉族之间性别比差异和影响性别比差异的主要因素,以及由性别比差异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     

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建构探究——基于对J市早点商的研究

依据"先赋"和"自致"、强和弱两个维度,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网可分为"先赋强关系"、"先赋弱关系"、"自致强关系"、"自致弱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乡土社会中形成的先赋型关系为农民工在新城市中站稳脚跟并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城市中建构出的自致型社会支持对其发展也同样非常重要。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在先赋和自致的关系基础上存在着强、弱关系变化的可能性。由于在经济分层中的底层地位、作为陌生人的"历史"缺失和地域文化的排斥,农民工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建构出自致强关系,他们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而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只能栖居于城市边缘。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山高皇帝远:1949年前中国中央政府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

建国以前,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能力去管控、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的正常运行,乡村社会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主要是受强势土司及其权力结构的影响。寨老以中央政府作为后盾,在日常生活中向地方社会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地方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新面目即民族地区习惯法影响大众,左右大众的社会行为,由此达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相对于中央来说是一种"山高皇帝远"的状态,中央相对于地方来说则处于"弱控制"。正是这种"弱控制",无形之中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社会的疏离,"国家与社会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     

权力结构改革与监察体制改革

2016年11月,《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际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正式发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的重大政治改革。监察委员会应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强干弱枝,强法弱纪,强前弱后,实现内涵发展。     

教育救助：从济贫到社会保障

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我国教育,在地区间、区域间、人群间有明显的相对发展差异。教育贫困人口多,分布和构成复杂,贫困情况各异,贫困原因特殊,政府和全社会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予特别的关照,体现了公平的社会发展观和扶贫济弱的和谐发展理念。实现教育救助从济贫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转型,改善贫困地区教育现状,逐步缩小贫困人口教育差距,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国家策略。     

政府公共性的多维度分析

政府公共性具体体现在政府执掌的是社会公共权力、政府贯彻执行社会公共意志、政府谋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政府承担公共责任和政府的行为应公开透明这六方面。政府公共性的理念支点是公共精神,现实载体是公共政策,物质保障是公共财政。政府公共性从历史看经历了一个产生、丧失、膨胀和转移的复杂过程。现代社会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第三部门的崛起,出现了私域公共性的觉醒,政府公共性逐步向社会转移。政府公共性的丧失和政府公共性的转移虽然表面上都表现为政府公共性在量上的减少,但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政府公共性的丧失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必然结果。而政府公共性的转移体现出社会在力量壮大之后,要求政府将一部分管理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实现部分权力向权利的回归。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