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政府及政府责任体系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传统责任政府理论在近代问世,它在现代又有若干发展,并对当代政治保持深刻的影响力。责任政府要求政府承担宪法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责任。同时,责任政府也意味着一整套控制机制,这一整套控制机制保证着政府不同责任形式的落实和实现。     

市场经济现代转型中的法治与责任政府

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诺斯"国家悖论"所揭示的两难困境告诫我们在充分利用政府作用的同时,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和政府失责的负面影响加以防范.我国已建立了初级市场经济并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而法治下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责任政府,我国要顺利实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保护产权,就要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是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责任政府是法治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体现.责任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必须确立的政治基础.责任政府需要一系列制度构架确保政府对人民责任关系的确立.责任政府制度构架的基本方面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的评价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     

借鉴西方责任政府制度构建宪政意义上的中国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责任政府形成于近代,其理论与实践在当代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民主的发展。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价值,又是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的建立和落实不仅需要政府作为整体对议会和选民负责,而且需要政府对公务人员行政行为负责,从而使公务人员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负责。当代责任政府的实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责任政府模式。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在广义的责任政治中,责任政治的责任就形式而言又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宪法制裁是责任政府的最高境界。西方英、美、法三大政体下的责任政府制度及其实践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责任政府构建与政府生态责任

责任政府作为一种政府模式,是由政府的责任价值理念、责任制度安排和责任操作行为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而责任政府的构建应当是指在我国现代政府范式系统中,责任政府操作范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政府范式内容的构建与实现。政府生态责任担当的宏观路径则主要表现为:树立与内化政府生态责任担当的观念路径;建立与健全政府生态责任担当的规则路径;确立与优化政府生态责任担当的操作路径。     

论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

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必然要求权责一致.在现代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必然要建立责任政府,对人民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构建责任政府的传统行政文化制约

建设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实现不仅需要政府行为方式、组织结构的改变,也需要价值观念与行政文化的配合。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是责任政府的必备要素,是实现行政正义的重要保障。然而传统行政文化糟粕对责任政府的构建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适时调整传统行政文化,发展新的行政文化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     

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对全体国民全面承担责任的“责任政府”。而传统理论将“责任政府”主要限制在“内阁制”政府及其政治责任方面,其內容与范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在社会发展加快,行政权在公共领域不断扩张,对行政权的控制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责任政府”的概念应扩展到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政府,而其内容也应扩展到政治的人道义的、宪法的和其它法律责任诸多方面。     

西方责任政府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责任一词在任何时代下都保持着其鲜活力,成为人们探讨的永恒主题。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主体,由于其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个有着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我国目前处于转轨时期,在改革的洪流中构建责任政府一直是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因而引出了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政府的责任?如何构建责任政府?试图从西方政府责任的变迁中简要分析其对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启示。     

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责任政府的保障

在新世纪，中国需要一个由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控制的责任政府。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既是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也是责任政府的现实保障。追究行政赔偿责任，有利于增强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政府行政的责任性，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     

政府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践形式

政府问责制是责任政府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它既是责任政府建设的核心环节,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还表现出权责不对等、"集体行动"的逻辑、监督双方信息不对称、政府回应不强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监督与问责制度建设等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