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机制研究

全球社团革命的广泛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爆发式增长使原有的政府中心主义被多元权力主体的合作治理所取代,非政府组织成为推动法治发展的民间治理动力的源泉。俄罗斯独特的国情、由全能型国家向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转型阶段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俄罗斯的法治发展与民间治理进程必然异于西方的传统路径。俄罗斯与中国同属于转型国家,所以,俄罗斯法治之路对中国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与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治理路径研究

近年来,“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活动日趋活跃,对网络生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危害。国内学者逐渐关注“网络水军”违法犯罪问题并提出相关治理对策,但相关治理工作仍存在监管主体单一化、法律法规体系缺失和识别技术落后等三方面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水军”违法犯罪的治理工作。在网络社会综合治理背景下,应从监管主体、法规治理和技术创新三个维度出发探索互联网空间下“网络水军”违法犯罪的治理路径,从而实现全链条打击,铲除“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框架下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网络社会综合治理能力。     

村两委交叉任职的运行逻辑与现实困境:基于“嵌入理论”的分析

村两委交叉任职自推行以来被认为有效解决了新形势下村两委关系的紧张。从嵌入理论视角来看,它有着内在的运行逻辑,其根本目的是加强执政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实现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目标同向、思想同心、工作同步。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村两委交叉任职面临着村民自治行政化倾向加剧导致村民自治权受侵蚀、村庄权力集中容易产生村干部腐败、乡村精英外流导致优秀村支书后继乏人、村庄政治复杂化导致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将村两委交叉任职放在执政党与乡村关系的大视野中来认识和理解,对于寻求构建执政党有效领导乡村社会的合理化路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西方社会政策的嵌入性与新特点

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解社会政策变化趋势要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进行嵌入性分析 ,不能简单地就社会问题论述社会政策。经济和政治的嵌入性分析包括四个理论观点 ,分别是 :工业主义、民族价值方法、阶级政治视野和福利资本主义。通过嵌入性分析 ,可以理解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策的变化特点和超越性。     

网络“标题党”现象:成因及治理

网络标题党现象实质上属于社会失范的创新类型。网络标题党现象更多由社会行动个体信奉的价值观与制度化手段出现裂痕而致,错误的价值观影响促成了网络标题党现象,正式制度惩治力度不足助长了网络标题党现象,非正式制度影响力式微弱化了对网络标题党现象的约束,网络监管规则不精细为网络标题党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推动网络标题党现象由失范向规范转变,需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设立严格的网络使用准入制度、加大正式制度的惩治力度、重塑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制定精细化的网络监管规则等方面着手。     

构建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三种社工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专业职业,社会工作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嵌入在已有的本土行政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并受其形塑。通过比较同一社区中三类社工嵌入模式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结果,发现这三类嵌入模式在自主性、专业性、社会性方面各有优劣,构成了社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如果三类社工能够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则可以实现多元社区善治;然而目前之所以出现行政化依附等现象,恰是因为三类社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无法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目标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可以从平衡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角度改善政策,以达到去行政化的效果。     

治理商业贿赂 打破行业交易“潜规则”

从2006年初我国向商业贿赂全面宣战以来，这场风暴席卷侵入经济肌体的各种潜规则。商业贿赂对社会的腐蚀性不可低估，尤其对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显得更为重要。商业贿赂已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敌，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遏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治理方案走向治理范式

从经验到理性、从做法到方法,从“一地”到“全局”,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健全理性知识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实践适用体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范式。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深植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坚持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同治理、柔性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呈现出“平安大家建、矛盾柔性化、风险源头治”的范式优势。全国“枫桥式工作法”作为治理范式的实践载体,生动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色理念和范式优势。总体上,治理范式论具有理论统摄功能,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超越现象走向本质,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生态治理何以达到绿色共富?——从“国家嵌入”到“乡村自主”的情景化拓展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地区如何自主有为实现绿色共富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福建省HC村和浙江省Y村的乡村生态治理实践经验表明,生态治理的形成与外部政策和内部压力密切相连,要在政府政策规划的嵌入下激发乡村生态治理的自主性,通过政治认同与项目进村调动乡村生态治理的能动性,进而在乡村自主性治理下,以乡村动员和片区组团的方式有效实现绿色共富。绿色共富是一种创新性实践,它为共同富裕开创了新的路径,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经验表达。     

中英网络治理的行业自律比较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等特点导致了网络世界乱象丛生,社会对互联网行业治理的要求日益增长。传统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行业自律在网络治理中有其特有的优势。本文主要从行业自律的角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论述中英两国网络行业自律的现状,将二者在网络治理中行业自律的主体、措施、客体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的借鉴和思考。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高校统战工作的“治理”转向

因应高校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动力,高校统战工作应从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转向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性、责任自治与共治、协同共治的总体性理念,为高校统战工作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责任他治走向责任综合治理、教化与管理走向"协同共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动力。"治理"转向后的高校统战工作,既推动着统战工作的科学发展,也助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打击和治理“毒驾”的思考

近年来,因吸毒后驾驶机动车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不断增多,特别是导致多人伤亡的恶性交通事故案件时有发生,所造成的悲剧也触目惊心,对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存在巨大的威胁,作为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新问题,毒驾正呈现愈演愈烈趋势,建立完善的毒驾防范、治理机制刻不容缓。     

应急社会动员模式的转变:从“命令型”到“治理型”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命令型应急社会动员模式已经出现失灵,我国应急社会动员模式应从命令型向治理型转变。应急社会动员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政府转变观念,也需要提升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意识以及应急管理网络的构建。     

广州“公咨委”: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民主协商能力是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深入思考协商民主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和新视野。广州市政府从2012年开始,积极探索基层民主协商的新方式、新路径,通过设立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简称公咨委),在重大项目、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广听民意,广接民智,广聚民心。     

谈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性”与“嵌入性”

周沛教授针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面对的“学术性”与“实务性”的矛盾,提出尽可能做到“微观和宏观结合”、“实务性与学理性结合”、“介入性与嵌入性结合”的主张。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治理官场“潜规则”:廉政文化建设不能缺位

官场“潜规则”和廉政文化建设之间是一种逆向消长关系。我国官场“潜规则”的日盛,彰显的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赢弱。要治理官场“潜规则”,不能忽视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此,必须在做实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下功夫;充实时代内容,使之和当代社会的要求合拍;进行文化思维创新,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