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

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文献回顾表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包括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在压力型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通过整体打包、区别性激励的方式将任务发包给地方,并通过量化指标和物化考核把任务压力层层传递,由此形成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常规模式。当常规多任务模式失败时,打破传统科层结构的运动式治理或项目制等非常规任务模式就会被启动以完成特殊任务。在具体任务过程中,中央政府根据任务属性的不同,对不重要且绩效不易测量、重要且绩效易于测量、重要但绩效不易测量的任务分别提供弱激励、正向强激励、负向强激励,并塑造力度由弱到强的任务执行过程。强激励在强化重要任务执行力度的同时常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的后果。现有研究对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的描绘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般任务过程的讨论过于聚焦执行环节,常规和非常规任务模式及其选择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具体任务的动机和过程机制研究各有偏重,组织任务间关系尚未成为直接的研究主题。由于理论对话和理论建构意识的不足,目前仍缺少具有分析力度的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理论。     

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

随着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公共需求.建立政府、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供给模式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如多元合作易产生的效率低下问题,公共伦理的缺失问题,责任模糊带来的问责困境以及合作关系造成政府和社会独立性侵蚀的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多元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促进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建设,倡导公共精神,培育合作文化,落实公共服务责任等措施来完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     

外部约束与内在激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持续性的双重逻辑——以A市社区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常规化方式且仍在持续推进,但其何以持续的内在逻辑尚未得到系统阐释。基于国家改革背景与地方实践经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层面的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刚性约束,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需求刚性上涨及其与机构编制刚性收缩之间的供需矛盾加剧等,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外部压力;而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财政扩权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扩编之外的目标达成、利益实现的新出口,在"能力-绩效"激励、变相的"曲线养人"激励等层面,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内生动力。这一双重逻辑的揭示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已有举措、潜在偏差、未来方向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政策启发,并丰富了对其中政社关系样态、基层政府激励以及基层政府放权-扩权张力等问题的客观解释。     

微信中的中国地方政府及其日常运作——社交媒体技术的组织复制与塑造

本文以微信在我国地方政府日常工作中的运用为切入点,探讨了成员个体层面的技术采纳行为对组织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分析了社交媒体技术和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对Z市政府各机关公务员的微信使用数据调查分析显示:存在"机构复制"导向和"工作项目"导向两种微信建群模式。"机构复制"微信群提升了公务员的部门认同,有助于情感资讯分享,并衍生出更复杂多样的非正式群体。"工作项目"微信群提升了跨部门层级的行动协调,降低了工作任务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上级对下级的激励和监督,成为权责再分配的有效机制。微信是政府日常高频使用的外源性辅助技术,形成了公务员一定的工作负荷。微信在我国地方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建群模式及其后果,体现了政府结构的技术刚性和微信技术的结构刚性之间的互构效应。     

地方项目化治理中的权力异化及其衍生效应

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公共选择视阈下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动机、模式与治理——一个文献分析的框架

地方政府官员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微观基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对整个政治与行政体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梳理"政府官员行为"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遵循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官员各类行为及其发生机理进行解释。在科层制的政府组织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人利益和组织特性构建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函数,权、利、名构成我国政府官员收益函数基本内容,而来自组织约束和社会压力的各类风险成本则构成其成本函数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激励、经济激励、行政控制与法律规范以及伦理约束等动力机制的激励与约束下,会根据自身成本和收益偏好做出均衡选择,并形成正式行为、非正式行为和异化行为三种行为模式。实现对官员异化行为的治理,需要回溯其发生机理,进一步完善官员考核与晋升机制、构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容的经济激励机制、健全政府组织权责分配体系与行为规范机制以及重视政府官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     

均等化取向下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的四维创新

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供给质量及其供给效率实施刚性问责,是党和国家持续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保障。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整体上处于软约束状态。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内容狭隘、问责程序失范等,是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紧密围绕"谁来问责、向谁问责、问什么责、如何问责"这四个重要领域,从合理构建问责主体、清晰界定问责对象、明确规范问责内容以及建立健全问责程序等四个维度,对当前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进行有效创新。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研究

权责清单制度契合了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机理,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的价值选择。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权责清单制度实践方面做出积极探索,现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从实际运行角度来看,仍然存在政府公职人员对权责清单重视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权责清单制度实际落实情况不透明、权责类别分类不科学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权责清单制度有效落实,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应从建立权责清单+激励约束清单"双单并轨"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及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组织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多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

公共服务多主体参与供给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也注重采取多主体参与供给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发挥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并将他们吸纳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但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水平滞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还需要各个主体间有效互动产生相乘效果。构建良好的供给主体间的关系成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要求。组织间网络理论作为分析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与公共服务的多主体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可以在多主体参与供给的基础上建立不同主体间的组织间合作网络。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构建应从网络的行动者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着手,包括行动者的选择和网络结构的设计。网络行动者的选择应考虑网络供给主体的目标、过去的合作关系及网络行动者的资源。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在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政府主导的网络结构。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地存续治理——一个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我国农地存续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应提供的最基本的一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也体现了政府消除土地资本化负外部性的职能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带来的农地存续的现实压力,抑或是农地存续治理的当前困境,都反映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政策供给、财政供给、资源供给和治理力度上的短板与缺位。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性顶层设计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农地存续的基本公共产品性质,农地存续治理应回归政府公共性职能的基本面,健全"政治锦标赛"而非"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基于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要求,完善制度、财政与资源供给,推进农地存续治理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我国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模式构建

特大城市是我国行政区划中重要的地方形态,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性,这对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模式提出了特殊诉求.在特大城市视阈下,要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良性化,应实现政府主导供给、社会自主供给和市场自发供给三种模式相结合,构建一种综合联动型的公共服务制度供给模式.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小城市培育、“镇改市”实验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小城市培育和"镇改市"的实验,必须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原则,在制度上理顺小城镇和"镇改市"与上级政府的权责关系,进行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人文地理环境,制定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城镇规划,积极培育优势特色企业和社会组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强化市政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     

复合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行政体制改革的宗旨应该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公平而有效供给。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包括市场和市民社会组织。公平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体现为不同类型的供给组织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这构成了复合治理框架体系的基础。复合治理的框架体系呼应了复杂系统的组织特征——多样性、复合性、镶嵌性、冗余性和韧性。进一步讲,供给组织间关系是政府间和部门间关系的原型,复合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体制改革意味着从政府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走向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间的分工与协同关系。改革后的行政体制呈现出政府间关系镶嵌于部门间关系之中,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而且也是复合治理框架体系中的元治理者。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非均衡分析——以武昌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情况为例

本文以武昌区流动儿童教育情况为例，分别从流动儿童教育制度供给、资源供给和组织供给三个方面描述地方政府面临的公共服务供给非均衡现状，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非均衡的原因，并就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提出政策建议。     

“支付宝+公共服务”：一种新型公私合作关系——基于资源依赖与转化的分析框架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广泛关注。公私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传统的公私合作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式。在"互联网+"背景之下,电子政务发展迅猛。一种新型的公私合作模式兴起并逐渐发展,带来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以"支付宝+公共服务"为例,利用资源依赖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互联网企业具有强大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资源,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利用其平台功能,与政府拥有的行政及组织资源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形成了新型的"盟友"关系。这种关系,固化了互联网企业平台带来的资源优势。因此,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主导地位及其标准如何得到贯彻,作为公共服务接受者的公众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这些都成为需要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三维立体模式及运行机制体系建构

面对传统性、被动性和低效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智慧化集成技术从横向、纵向、深度多维向探索智慧化供给三维立体模式与运行机制体系,可以为加强公共服务关联主体横向协作、供给过程纵向对接、整体服务深度协同创新提供方向引导。实现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目标,需要在厘清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基础上,从需求分析、三维协同、组织运行与功能实现四大系统角度搭建智慧化三维协同创新供给平台,探寻与智慧化供给三维立体模式相契合的引导动员、激励补贴、利益整合、能力提升、网络嵌入、风险防范、管控监督、联动协同供给机制体系,明晰不同供给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及供给机制在时间、内容、层次方面的特征属性,为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的有序开展与稳步推行提供支撑保障。     

论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政府不断展开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尚未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失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缺失;跨地区性公共服务供给失灵。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激励不够、约束缺失、保障不足、跨部门协作不够四个方面。应该从府际治理的视野来思考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进一步理顺政府间关系、发展跨部门伙伴关系和引入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