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体性探析

个人主体性作为一个被长期搁置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日显重要。对它的研究,不仅是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历史发展与理论创新的必然。个人主体性有别于个人主体属性、个人主观性以及人格、个性等概念,它是个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包括内向和外向主体性两个部分,而外向主体性又可分为单一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它的实现受到客体性的制约,即内在限度与外在限度。     

论实践的主体性

实践主体性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观性、自主性和能动创造性,依据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实践主体性可以区分为有着不同规定、表现和作用的生产活动主体性、生活活动主体性、交往活动主体性、管理活动主体性、探索活动主体性。     

道德需要:主体性道德人格建构的基石

道德需要对于建构主体性道德人格具有基石性作用。道德需要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分别为建构主体性道德人格提供原初生发点和升华点。道德需要经历了从他律到自律,最后是自由的道德需要三阶段,为建构主体性道德人格提供了目标指导和防止矫枉过正的安全樊篱。以道德需要为基石建构主体性道德人格要求重新注解信仰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个体道德经验,并开发自我意识中的教育资源。     

主体性危机与对策: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何以自处北大核心

人的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的典型特征。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以其内在的学习模拟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强大智能性,使人的主体性面临严峻挑战。受人的本质属性的消弭、人类社会交往虚拟化、人工智能赋权的冲击、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联姻传统以及人工智能自在的风险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人的主体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理所应当造福人类,应从社会、国家、学术、个人和产研层面协同发力,扬弃纯粹的技术批判和抽象的哲学思辨进路,多措并举切实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制和引导,积极探索消解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的正确路径,促进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和谐发展。     

存在、认识和时间:奥古斯丁的主体性路线

时间的受造性和人类主体性特征是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核心。通过时间的受造性,奥古斯丁改造了希腊的存在论时间,捍卫了上帝的永恒存在和绝对自由,巩固了基督教哲学创世意义上的存在论体系。时间的"人类主体性(主观性)"既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神学证明,也为近代主体性的觉醒开辟了思想道路。     

人民民主:主体性·合法性·有效性

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主体性、统治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内在统一.人民的主体性是价值性和目标性的,决定人民民主的本质,是民主的核心;统治的合法性是评价性和制度性的,主导着人民民主的形式,是民主的基础;治理的有效性是工具性和实践性的,实现着人民民主的效能,是民主的关键.三者相辅相成,构筑起人民民主的有机体系:人民的主体性是统治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的价值基础,统治的合法性是人民主体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制度基础,治理的有效性是人民主体性和统治合法性的实践基础.     

基础制度构建:农民主体性生成的现实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其成败也直接取决于农民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当前,要正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把平等权、产权和自治权等基础制度建设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保障农民主体性生成的长效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自主权,“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才有希望。     

农民工流动的主体性因素

社会定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知识能力水平、社会经验阅历、个人综合素质方面,农民工相对一直滞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村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则处于边缘地位,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     

人的主体性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人本规定

实现人的主体性建构即人民当家作主,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真正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当家作主的地位,确保按人民的意志配置和使用政治资源,最终实现公民现代主体性政治人格的全面塑造。     

主体性与客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基本特征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质上就是在现实的实践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作为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功能属性之间的一种意义关系,这种内在关系通常本质地体现为它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上。具体说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主体性表现为价值关系的多维性、价值意义的变动性、价值主体的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性表现为价值主体需要产生的物质性、价值客体功能属性的客观性、价值中介作用方式的实践性。     

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

参与不足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下,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在政府、社区、社团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复合性互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专业技术、完善组织网络及实化自治权利,是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和彰显从而推进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自然支配的扬弃:回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主体性逻辑和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自然概念的主体性逻辑,蕴涵了哲学唯物主义的非本体论维度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历史维度。马克思扬弃了自然支配的客体性思维,按照"自然的支配—支配自然—自然的全面复活"的主体性逻辑,科学衡量了社会历史形态划分的主客体形上标准,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自然概念的缺陷,提示了新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深层意蕴,在发生学上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现代性的走向:现代性立场和后现代眼光——基于中西方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道路

主体性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东西方文明在主体性发育过程中呈现明显的差异。通过比较和批判两种主体性发育的道路并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探索中国现代性发育的走向显得十分必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自觉地自我意识的反思时代。中国的现代性发育应确立现代性立场和后现代眼光,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治冲突:现代化的阻力还是动力?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中固有的普遍现象。现代化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将不可避免孕育政治冲突的产生。政治冲突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功能。不同类型和强度的政治冲突对现代化将产生不同的价值与功能,既构成对政治体系的强大压力,又是实现政治系统动态平衡与稳定的重要动力,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内部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部署,各层次之间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基于政策反馈理论发现,一个层次可以通过两个平行的中介机制影响另一个层次,具体表现为:解释效应,行动者对层次Ⅰ的认知影响他对层次Ⅱ的认知,继而影响行动意愿;资源效应,行动者在层次Ⅰ的资源变化影响他在层次Ⅱ的预算,继而影响行动能力。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社会保险影响补充保险的双重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基本养老保险通过解释效应促进企业年金参保和缴费,通过资源效应抑制企业年金参保;基本医疗保险通过解释效应促进补充医疗保险参保和缴费,没有显著的资源效应;社会保险对补充保险既有推动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建议科学评估社会保障体系各层次之间的解释效应和资源效应,规避相互挤出,从解释效应和资源效应两面着手推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市民社会:学理分析还是实体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主要沿着两个视角展开:或把市民社会看作一种学理分析资源来研究,或将市民社会看做一种实体社会资源来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因而两种不同视角不是截然对立的。无论是作为学理资源,还是看作实体建构,市民社会研究都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显见价值。     

基层治理中的责任状:“督责令”还是“免责单”?

责任状是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载体,其初衷是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引导基层政府主动担当,促进治理绩效提升。责任状既是国家治理清晰化的需要,也契合了理性官僚制的基本原则,同时能将行政网络紧密地联系起来。责任状的实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制度保障和财政保障,官员的晋升冲动则构成其落实责任状的内在动力。责任状可被分为实功型表演型和甩锅型三种类型。责任状在实践中演变为免责单,主要是由职责同构的政府间关系、基层治理中的权责错位、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避责策略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元性的,还是多元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料的选取,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杰出哲学家的评价,也决定了我们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式。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发生的种种争论都是由人们对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