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生育的合法性和制度构建——以代孕为例

代孕是人工授精技术发展和进步的产物,给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带来了福音,同时对传统的生育观、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冲击和考验。在没有对第三人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损害的前提下,应考虑不育者的权益,积极进行相关的立法,在制度层面上肯定代孕的合法性。     

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的代孕行为——以富商通过代孕生下八胞胎案例为视角

代孕作为一种新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涉及法律、伦理等复杂关系。目前我国代孕市场暗流汹涌,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而相关法律却不健全。简单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抑制代孕现象的出现。承认代孕的积极作用,将代孕纳入法制轨道,有限制地开放代孕是理性而长远的选择,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的梳理与展望——以湖南省的实践为例CSSCI

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制度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依法进行的第一要件。目前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存在着制度位阶低,欠缺民主性和统一性;制度内容简单粗疏,欠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刚性弱,欠缺权威性和约束力等缺陷。这些制度缺陷严重影响了合法性审查的实际效果,需要通过提升立法位阶、细化制度内容、强化制度刚性等途径来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     

论公共政策问题的合法性构建

传统研究范式认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在于它是否能够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认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在于它是否找到了正确的社会问题,即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而非社会问题本身。由于历史原因,在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上,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内在创始式模型”。该模式下的公共政策问题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此,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协商民主理论化解公共政策领域的合法性危机,为和谐社会愿景的实现指引道路。     

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科学构建——以聊城市为例

政府职能实现的基础在于行政决策,依法决策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战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加快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政府依法、科学及时决策,才能使政府职能有效发挥。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的前提。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是"过滤器"和"防火墙",有助于将违法决策消灭于萌芽之中。     

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探析——以辽宁省为例

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辽宁省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诸如援助渠道不畅通、援助资金短缺、援助难度大、援助机构不健全等问题。今后应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多渠道筹集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     

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理论构建与制度创新研究——以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和制度构建为例

依据十八大精神,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受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法律机制和制度设计的制约。在新时期,家庭农场已经成为家庭经营基础上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新型经营主体。但家庭农场的理论内涵、法律地位、经营模式、制度构建等问题尚未有明确法律规范。因此,探索家庭农场的相关理论和法律问题是适应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路径。     

构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兼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广泛的民众支持率和各项事业的推进力.根据现代政党的实践,构建合法性基础应当关注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政绩认同和利益认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构建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指南.     

构建新型社会治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以取消劳教制度后多层面强化社会治安管理为视角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标志着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正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目前,取消劳教制度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基层公安机关对于许多轻罪案件处于“刑事法律难管,治安处罚又过轻”的两难境地。取消劳教制度后如何完善各种相关法律和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惩治,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治安管理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获得的路径分析——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实行当时最民主的政治制度,为自己赢得了政治合法性,从而为自己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如何维持政治合法性？如何克服合法性危机？这要求我们党必须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另一方面也要借鉴我们曾经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来促进政治发展。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党对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登上执政舞台之际,必须把强制性权威转化为合法性权威。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党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而构建起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回顾这一构建过程,可以得出新的启示。     

聚合新闻的合法性问题研究——以谷歌新闻为例

聚合新闻是否侵权,需判断在聚合新闻服务提供商的系统缓存上存储其他新闻网站文章的导语或"缩略图"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其使用的深度链接是否构成侵权。鉴于聚合新闻服务提供商的上述行为是其发挥搜索引擎功能必不可少的要件,且聚合新闻服务提供商还采取了网络上通用的"robots.txt"文件等技术手段,其行为也符合"默示许可"和"转化性"使用等标准,应认为上述行为属于版权法合理使用的范围。     

“人工代孕”的立法与规制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人工代孕"是一项帮助不孕者实现生育的技术手段,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无论在立法还是执法层面,应对代孕所产生的法律与道德难题,我国当前的法律规范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人工代孕"三种立法模式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立场对立法模式做出选择,在这方面,澳门地区的立法态度与立体化、全方位的立法模式,值得我们参考。     

制度公平:非传统安全的政治基石——以涉农政策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本文拟从制度公平的视角探讨“非传统安全”政治保障的新范式.在梳理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内涵,并充分认识到制度公平对于非传统安全的价值意义的基础上,以农民为主体分析非传统安全领域制度公平失衡的表现及成因,力求进一步完善我国非传统安全的政治保障机制.     

组织合法性的二维分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

组织合法性是认识和理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和服从的状态。这种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前者称为内部合法性，后者称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以兼真公共服务和合作经济综合功能的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以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为分析工具，从组织内部合法性和组织外部合法性两个纬度分析这样一个自发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策略。     

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分析——以A社区慈善超市为例

作为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作为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慈善超市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城市纷纷涌现，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以A慈善超市为例，试图以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分析为视角进行剖析，以期对探讨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有所借鉴。     

乡镇改革:乡镇制度的重建——基于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视角

政权建设逻辑和乡镇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乡镇改革是以县、乡、村治理体制衔接为出发点,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与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重建。提高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扩展乡镇政权的民意基础,改变乡镇政权的单一行政授权来源,建立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于一体的利益格局,从体制上确保乡镇政权既能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又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为农服务的服务型政权,最根本的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职能分工和权力重组的基础上提高乡镇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     

制度文化、激进改革与政治合法性——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

戊戌变法是一场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掀起的激进政治改革,在改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历史事件,具有不太准确的性质.导致变法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内容与传统制度文化的矛盾,特别是传统皇位权力的制度障碍.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角度分析,改革运动明显资源不足:但是顽固派对改革运动的颠覆,则是对大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彻底剥夺.     

问责的制度构建

此次出台的《暂行规定》根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问什么人的责、什么事可以问责、问责的方式有哪些、按什么程序问责、问责后怎么办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做了详尽规定，无疑将对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个结构——制度分析

民间组织具有政治合法性意指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在"政治上正确",即在组织宗旨、活动意图及意义等方面,符合由国家的主导政治价值所确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的要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由于"大政府、小社会"格局尚存,具有"官民二重性"的中国民间组织处于依附性地位。国家基于社会控制的治理目标,在管理上采取了双重管理和分层登记管理的政策。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和现行的管理体制促使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合法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