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正“左”到反右的原因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从纠正“左”到反右的原因王世谊１９５９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的反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转折，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延续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教训极为深...     

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并曾努力领导全党进行过纠正。然而,把这时对错误的纠正说成纠“左”,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所谓“左”,就是指思想和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陷入空想盲动。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纠“左”努力

1959年的庐山会议,如缭绕庐山的云雾,变化莫测,其会议形势的逆转确非人们所能料想。因为此前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曾密切关注全国形势的发展,当他发现“左”的错误思潮泛滥时,忧心忡忡,多次以尖锐而富于个性的语言予以引导和纠正。随着他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及许多切实可行政策措施的落实,他的心情也从沉重、焦虑中摆脱出来,大有“柳暗花明”的感受。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局限。     

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

党史学界普遍认为,1959年7、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后来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会议转向反右。本文对此提出一点不同看法。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会议便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纠“左”述评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9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起草决议、批转报告、找人谈话、派人调查研究等多种方式初步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在整个纠"左"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然而,这9个月的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充分。在纠"左"问题上,毛泽东又与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导致后来纠"左"转向反右。但前期的纠"左"努力还是为1960年冬以后的纠"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以后的纠“左”努力

正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庐山举行,史称庐山会议。会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由于中途出现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事件,导致了会议主题的变化。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论反“左”反右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主要防‘左’”论,是基于对长期局势科学分析而作出的一项具有根本性的判断。然而,最近以     

邓政委纠“左”

在邓小平长这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防“左”、反“左”可谓贯穿始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同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路线进行过斗争;社会主义时期,又对毛泽东晚年“左”倾     

邓小平大别山纠“左”

1948年4月14日,华东十纵在大别山苗庄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当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陈瑛来到会场。副政委张维滋告诉他说:“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邓小平政委要来讲话。”前几天,部队就听说邓小平来到了华东十纵,只是没有见面。在人们心目中,邓小平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威名远著,现在听说他要来发表讲话,大家自然非常高兴了。 华东十纵隶属于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士榘、唐亮兵团),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     

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后期     

论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纠“左”不彻底的原因

六十年代初，面对“大跃进”的一些严重后果，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纠“左”的问题．经过一番曲折的认识过程，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要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反对一平二调，纠正“共产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保持综合平衡；中国的国情决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调整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也不能评价过高，其认识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     

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纠“左”

中国外交"左"倾错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形成一股狂热的极左思潮,其结果是造成中国外交系统的动乱和对外关系的失控,使中国外交陷入深重危机.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大动乱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外交领域力挽狂澜,积极纠"左",终于遏制了外交系统的动乱,抛弃了"左"倾的外交战略,迎来中国外交新的发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着重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也要认真清理右的思想的影响,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     

任弼时是如何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

任弼时同志是我党伟大的政治家。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四个阶段,经历了党内许多重大的路线斗争。在路线斗争和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为党和军队的建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党的历史上防“左”反右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也曾不止一次地给党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为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地总结了这一血的教训,作出了不少历史性的决议,形成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宝贵经验。学习邓小平同志最近的南巡谈话,回顾党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对当前的防“左”反右,保持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清醒的头脑,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任弼时在土改中及时纠“左”

正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个解放区的100多位代表,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从此,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兴起,把中国大地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纠“左”努力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闷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巾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