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贫富互助”借贷运动

在华中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共为帮助群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领导群众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贫富互助"借贷形式,以缓解青黄不接及灾荒时期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缺乏问题,对于促进根据地经济复苏、抵御灾害和增强民众凝聚力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借贷形式在根据地经济好转之后逐渐减少,并退出华中根据地农村经济舞台。     

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抗日根据地劳动力的不足,变工互助运动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迅速兴起,变工队是其最初形式。1943年后,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开始重视变工互助运动的开展。随着运动的深入推进,早期出现的变工队及劳动互助社中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此时,由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兴起的合作社模式成为运动发展的新方向,其中生产性合作社与综合性合作社是其主要形式。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各种类型合作社的成功,也带动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等其他抗日根据地变工互助运动的快速发展与组织形式的提升。变工互助运动的广泛开展,不仅提高了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为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后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中的阶级状况,解放了广大妇女,给农村送去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这都为解放战争中解放区的建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开展农业合作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不仅限于一种行为和手段,同时形成一种政治运作模式。运作过程中,在斗争对象的树立上,注重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斗争方式的运用上,注意根据运动发展阶段及斗争对象的差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农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营造农民在人数和气势上的优势等方式来组织和引导农民;在斗争分寸的把握上,既要调动农民斗争积极性,又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斗争果实的获取上,强调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斗争意识,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通过斗争模式的具体运作,中共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日洪流,并将农民和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之中。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迷信运动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封建迷信现象,这不仅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阻碍其参加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华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反迷信运动,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同时充分利用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改造、瓦解、取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破除封建迷信的束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大幅减少,促进了生产发展;农民也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高了健康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反迷信运动塑造了新人,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和参与抗战的热情,对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农民争取抗战胜利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

抗战时期,在华北根据地农村有数以十万计的二流子,给根据地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造二流子,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战,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教育,增强了中共对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控制,社会意义深远。     

简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运动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大肆推行毒化政策.加剧了鸦片烟毒的泛滥.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辰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而且也为今后的禁毒工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简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运动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大肆推行毒化政策,加剧了鸦片烟毒的泛滥。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而且也为今后的禁毒工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新革命史”路径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是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兴起,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视角明显转化,研究视野大为拓展,在革命事件、革命动员、革命政策、革命组织、革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较大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当然,对于"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关注与认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新革命史"研究路径与传统革命史研究路径也并不是一种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关系。"新革命史"研究路径一定能够将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也一定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肃托”运动

1938年春至1939年夏,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肃清托洛茨基匪徒”的运动,造成了冤案。现在对这一运动进行全面、系统地记述,探究其发生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一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全党开展了肃托运动。同年4月,中共冀中区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李晓初在登记时自称在陕西省担任过省委委员。大会因对他这一段经     

风靡一时的抗日根据地演“大戏”运动

正1940年到1942年,从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出现过一阵演"大戏"的热潮,先后有20多部中外名著,被不同剧团反复上演,热闹异常。所谓演"大戏",是指当时从延安到根据地各剧团竞相排演中外经典名剧的热潮。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戏剧家张庚说:"所谓‘大戏’,乃是外国名剧和一部分并非反映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和政治任务的戏,而这些戏,又都是技术上有定评、水准相当高的东西。"演"大戏",在一段     

抗日根据地“文化下乡”运动的动员、兴起及影响

"文化下乡"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文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契机,中国文艺创作逐渐摆脱了五四以来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开始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转变。在"文化下乡"运动影响下,文艺工作者自身也经历了一场思想变革。当他们真正融入农村现实生活,以鲜活的真人真事为原型进行创作时,其作品也显露出了无限生机,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作品充满激情,通俗易懂,鼓舞人心,是激励根据地军民全身心投入抗战的重要精神食粮。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廉洁政治”

浙江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4年拟定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留存下来的革命文物。该纲领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烽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下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廉洁政治”写入根据地施政纲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拓宽宁夏“扶贫互助资金”融资渠道的思考

＂互助资金＂是一种由政府配股、农户自愿入股为主进行筹资,以小额信贷方式向农户有偿发放、周转使用的农村融资新模式,是政府和农户资金捆绑、风险共担,收益全归农民的＂造血＂扶贫模式,为贫困地区的农户解决了发展资金短缺和贷款难的问题,深受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一位老农的“私人定制”

怎么种地才能种好？如果你去问一个传统农民,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你：“看天、看地、看苗。”江苏省扬州市菱塘回族乡的杨大爷,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农民。不过现在你再来问他,他会掏出手机点开微信告诉你：“我有‘私人定制’。”杨大爷家里有两亩多地,但是由于家里人平常都在附近工厂打工,没有多少时间打理土地,对土地该施肥多少、用哪种肥料最适合是两眼一抹黑。“一到打水、栽秧、施肥的时候,看到人家怎么弄,我们就跟着怎么做。”杨大爷说。     

沃德公司的“私人定制”

“World”,中文翻译——世界;汉语发音——沃德。沃德（天津）传动有限公司。一家将“世界”烙进企业名字的科技“小巨人”企业。     

“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

成功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华北根据地的秧歌进行了改造,并积极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改造后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娱乐,而是乡村民众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这种新变化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     

淮北抗日根据地经济是怎样实现“自给自足”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军民发展纺织和手工业,弥补经济的结构性短板;建立地方银行,帮助民众摆脱高利贷剥削,并与敌伪展开金融斗争,维护人民利益;统制边区贸易,将贸易变成抵制经济掠夺的工具,并运用粮食这一战略武器,打击敌伪。通过发展手工业,开展金融斗争,实施贸易保护,遏制了当时根据地经济上不断殖民地化的趋势,逐渐实现了根据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为抗战胜利提供物质保障,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平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反右倾”问题的探讨

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作出《关于三年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平北地委也于当年5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本文对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认为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之十)──徐海东在华北抗日前线

首战平型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动了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共／“党联合抗日的主张。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十五军团改编为第115师344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到职时改为旅政治委员）。下辖第687、第688两个团。红十五军团改编后，即开赴抗日前线，迎战华北日军。9月24日夜，第115师进入平型关设伏阵地。第344旅的任务是断敌退路和阻击关外可能来的援敌。根据师部指示，徐海东命令第687团埋伏在平型关左翼，断敌退路；第688团作预备队，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