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三十年代的左翼抗日文学

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东北地区和哈尔滨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来得较晚一些．整个二十年代，都可以说是一个启蒙时期准备阶段．就是白话文逐步代管文言文、旧诗词为主渐向叙事文学散文小说发展，而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处在萌芽将兴的时代．但一进入三十年代，在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不但是新文学崛起，而且是划时代的抗日左翼文学辉煌灿烂的新时期，它有许多自己独具的特色：第一，出现了一批爱国反日的左翼作家：萧军（三郎）、萧红（俏时）、罗峰（洛虹）、舒群（黑人）、金剑啸（巴采…     

胡绳同志谈党史工作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下午,胡绳同志在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同志汇报后,就党史工作谈了以下意见: 一、关于党史工作机构问题。胡绳同志说:党史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各省都有常设工作机构,做法不一样,有的把征集和研究分开,大多数省是合在一起。我了解情况不多,也许分开不那么方便,合在一起更有利。     

瞿秋白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策略转变

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是以反文化“围剿”斗争为核心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领导文艺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篇章。毛泽东说过:“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这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最奇怪”的现象,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研究和总结。笔者认为,左翼文艺运动在1931年底有一个策略上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对于取得反文化“围剿”的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瞿秋白在这一转变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左翼文坛谱春秋——瞿秋白结缘三十年代文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因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迫离开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暂时避居上海,至1934年初离沪赴瑞金.在沪三载,是秋白展示文学才华和活动的黄金时期.他与鲁迅一道,为我国现代文艺特别是三十年代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称秋白为人生知己.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先生在他的学术名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把瞿秋白和鲁迅并尊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茅盾在一首诗中,也曾说:“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充分肯定了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面对国民党编织的严密文网,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利用一切办法,如通过形式的伪装和向中立甚至国民党报刊渗透,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三十年代厦门地区的党建工作

厦门地区的党建工作,开始于大革命时期,特别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1928年7月和10月间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会上形成的《组织决议案》,《组织议决案》,《政治任务决议案》(下简称《议案》)以及《省委特派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一系列文献中①,对本地区的党建工作作了精辟的论述和翔实的记载。     

三十年代中期中共“打通苏联”战略方针的演变

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７年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折时期。中共在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战略转移，北上抗日。同时期，中共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方针，即“打通苏联”，以取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援助。这一问题往往为人所忽视。本文试就这一方针的演变过程作一番考察及探讨。“打...     

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以后,日益走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唯一真理,并以此审视中国思想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均视为"反动","反对一切"成为常用语。但1936年后,原来所反对的大都成了联合的对象,"联合一切"成为口号。在这一进程中,左翼知识分子对世界文化的认识,从资社之分又回到中外之别;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认识,从单以"封建"相称又回到古代、传统等说法;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从视其为"帮凶"到承认其"有一长"。这些用语的变化是思想变化的明证,明显受到中共政治斗争策略变化的影响。     

关怀民族命运：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时代使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1927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中止国共合作，残酷迫害、杀戮共产党员，在全国实行内战、独裁的极端恐怖统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日益艰难，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被大大激扬起来。     

三十年代唐山的工人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旋即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紧靠东北的冀东地区首遭其祸。唐山是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产业工人集中,这里党的组织建立和工人运动的开展都较早,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唐山工运的领导。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的“回乡生产运动”

1955年,上海市启动了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为转变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党和政府在宣传的策略上,以美好的社会前景教育和吸引群众;以换位讲述引导和说服群众。在落实策略上,精准锁定动员对象,最大限度地减小回乡群众的经济损失,党员干部带头树立榜样。由此,使群众对回乡生产运动由不支持转向了理解和支持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胡绳谈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

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除了要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以外,还应加上一条,就是通过研究来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反对“左”倾的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斗争中,曾经提出过革命的长期性问题。当时“左”的倾向认为,党能一下子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欲速则不达。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红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几乎葬送了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但在遵义会议以后14年就夺取了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驳、否定了认为革命很快就能胜利的观点,认清了革     

胡绳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编写问题

对写建国以后这段时期的党史,其实我也没有多少成熟的意见好谈,只是就同志们提的问题和大家一起交换意见。今天谈的不可能系统,就说一些想法吧。第一、宏观与微观。讲历史,讲党史,可以说有个宏观与微观的问题。宏观是指总的概括性的考察和论述。除了总的概括的考察以外,还要细致地考察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微观。如果没有总的宏观的看法,只作微观,搞得不好就会钻牛角尖。研究古代史和研究近代史、现代史都     

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街

在四川广元“红军革命文物陈列室”内,陈列着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红军留下的一块长2.3米、宽1.08米,厚0.03米的木匾,上面自右到左分两行横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街”15个大字。作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研究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执政考验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但是，当时我国的人才总量，特别是科学技术人才的总量，与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现实，存在很大的缺口。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上海作为科技力量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全市独立的科研机构18所，科研人员300余人。人才的缺乏，特别是科技人才的缺乏，拉大了我国与世界科技发展潮流间的距离。但在海外，却聚集着一批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已经学有所成、术有专攻的科学技术人才。据高教部统计，到1950年，我国滞留在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约有5000多人。为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党把眼光转向国外，把争取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列为建国初期党的工作的重要内容。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综述

一、关于中共党史学科性质 党史学性质问题是党史学研究的前提。目前党史学界对党史学性质看法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中共党史学是一门马列主义理论实践学科,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综合运用。也有学     

浅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同样有着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中国梦,有希望通过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或是通过日俄或日美战争来实现的太平梦,有梦想着大同社会的平等梦,有建立在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基础上的复兴梦,也有对于国家民族出路毫无希望的恶梦。这些梦反应着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反应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期待,更是中国人寻找出路的动力源泉。     

介绍三十年代的一份党刊

1930年7月26日,中央平江安定区委编印了一本《支部生活》,系32开本,20页,全刊不到一万字。它的扉页上写着: 稀(牺)牲换人群幸福, 奋斗是吾侪生涯; 且将滴滴泪与血, 洒遍天下自由花。 (庄)严灿烂的世界, 是工农血汗的结晶。该刊介绍了支部的     

论三十年代福建龙岩的土地改革

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在福建龙岩的土地改革,是其在大陆统治时期及少成功的地区之一,但这并不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成功,而是建立在共产党土地改革成果基础上的一次特例.事实证明,只有彻底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     

论三十年代福建龙岩的土地改革

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在福建龙岩的土地改革,是其在大陆统治时期及少成功的地区之一,但这并不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成功,而是建立在共产党土地改革成果基础上的一次特例。事实证明,只有彻底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解决中国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