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

“苗例”作为清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所含正确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苗例”中“苗”不是现代民族学中的苗族 ,它具有泛指南方各民族群体和南方民族群体中那些没有阶级分化和独立公共权力机构的群体 ,即没有在土司或国家行政、司法控制下的群体。“苗疆”是清代南方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所形成的新开发区。“苗例”是南方各民族固有法或习惯法以及中央政府为南方民族特别制定的国家法。     

唐甄、戴震的伦理思想

唐甄、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唐甄对封建君主的抨击和民本思想，戴震的人性论思想和对理学家“理欲之辨”的批判，具有强烈地反封建专制、反理学禁锢的倾向，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诗趣论

“趣”是我国古典诗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衍化于唐前,成型于唐宋,盛兴于明代,深化于清代,在历时视野中呈现出不断提升与拓展、深化的特征。“趣”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标示出了我国古典诗论对诗歌审美本质及其特征的多样性认识。     

略论晚清“经世致用”思潮

19世纪 3、40年代 ,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东侵 ,中国这个封建帝国的大门被外人强行打开 ,遇到数千年未有的“变局”。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经历了一次文化主流的转变。清代文化主流以此为契机 ,走上了发展道路 ,以后的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分别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清代文化大潮。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

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普被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既脱离了“封建”的本义与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冯天瑜先生新著《“封建”考论》辨析泛化封建观,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拨开了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然其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的重新命名,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似可名之为“皇权社会”。     

西方议会的几个特点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它废除了“朕即国家”的专制政体，开创了国家由君王集权走向阶级分权乃至资产阶级内部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治格局，是一大历史进步，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制的重要标志。为了了解西方议会的运作及保障隋况，     

服务型行政文化：特征·意义·构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统治型行政文化和管理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型行政文化,服务型行政文化表现出民本位、有限性、责任性、高效性、参与性等特征。构建服务型行政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的途径应当是对我国现阶段行政文化中的三部分内容分别进行合理扬弃,使其有益成份和先进特征实现内在整合。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两种“封建”观

由大革命失败缘起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继而导引出“中国社会史论战”。社会史论战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对“封建”的理解,以及对“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的认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论,多不放弃在“封土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强调的是“分封采邑”、“领主经济”等含义,不赞成将秦汉以下称之为“封建社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封建论,不再取“封土建国”义,而指一种社会形态,从而最终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并认为现代中国仍处于“封建关系”之内,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清代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性质问题

1787—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通常被列为清代前期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台湾学者则称之为反满革命运动。陈碧笙同志在《台湾地方史》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包括林爽文起义在内的清代台湾人民起义,不是反满的民族起义,也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对封建压迫的起义”,有的同志则称之为反贫官起义。     

唤醒农民起来斗争的战鼓声——试谈明代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民歌

我国古代的优秀民歌,具有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优良传统,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这些优秀民歌曾起到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重要作用。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也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这个时期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民歌,是刺向封建黑暗统治心脏的匕首,很有代表性。它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积极作用,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然而“四人帮”却竭力贬低、扼杀优秀民歌,叛徒江青就曾疯狂地咒骂民歌是“黄色”小调,是“下流的东西”,这是极大的诬蔑,恶毒的诽谤!为了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无耻谰言,我们仅以明代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部分优秀民歌为例,对“四人帮”的恶毒攻击进行坚决回击。     

皇帝年号趣谈

我国自汉武帝创建年号“建元”始,至清代“宣统”止,历史上共使用过710个年号。封建统治者视年号为福祚标志,往往屡次更换,刻意求新。汉武帝在位54年,使用年号11个。唐高宗在位28年,用年号14个。明清以后绝大部分皇帝只使用一个年号,人们便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了,如“万历皇帝”、“乾隆皇帝”。年号一般用两个字,但也有用三个字、四个字的,如梁朝有年号“中大通”,北魏有年号“太平真君”,唐朝有年号“天册万岁”,北宋有年号“太平兴国”、“太中祥符”。年号反映了“君位天授,长治久安”的封建皇权思想,因而造就了许多相同的年号,如“建…     

修身养德 清廉为官 勤政为民——读《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有感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之美称，亦有“贼”之恶名。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1917年，曾国藩的同乡毛泽东在给友人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楷模。     

两岸源远流长的史缘关系（三）

统一版图：台湾建省与近代化建设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宋朝政府派兵驻守澎湖，“隶晋江县”；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巡检司”；明朝政府增兵澎湖，置“游击”职；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至清代，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对台湾的治理，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三题

目标崇高任重道远 中国曾长期遭受人治主义的荼毒。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盛行的是高度专制的封建人治。虽然以与儒家截然对立相标榜的法家，表现出激烈反对儒家的人治、德治、礼治的坚决态度，力主法治、刑治、力（暴力）治，但究其实，由于崇奉皇权至高无上，持皇帝统掌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之主张，归根到底还是通体打上了封建人治的血淋淋烙印。这种封建人治的荼毒，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里，仍然为害国家、为害人民。其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表现，便是历时弥久的十年“文革”。其时的“造神运动”不仅将封建人治全盘恢复，而且变本加…     

十六铺

1、旧行政区名。清代上海县以下实行乡、保、图行政制度，即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保，保以下设图的三级行政体系。清代上海县下共有二百十七个“图”，上海城厢（城，一般指城内；厢，指县城附近的地区）分别为：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图、     

话说做“官”前后

清代继昌《徐素斋杂纪》中,记述了辽东知府杜石坡一段话:“我辈作官当常常想到未作官以前与不作官以后,自律自严,办事不期勤而自勤,俸禄不期薄而自薄。”学者继昌认为:“此数语均可当官场座右铭。”可见,封建士大夫之中的开明者,也是极力主张勤政廉政,提倡为“官”者,多想一想“未作官以前与不作官以后”。     

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应有立体的多维视角--"形象工程"的奇迹:从暴君到圣主

这多年来，笔者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红红火火、经久不衰，这就是一些媒体对专制帝王(尤其是清代皇帝)的形象再造。人们打开电视很容易看到：专制王朝成了威而不苛、严而不酷的皇家，很多清代的封建帝王大都变为可敬可佩、可亲可爱的“皇阿玛”——皇爸爸!而这其中，要属雍正形象的再造最为令人瞠目结舌了。 以往的历史对雍正的正面评介并不多，相反他的形象，尤其是民间形象却极     

五四时期鲁迅对封建孝道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 ,以狂人之语 ,辛辣的文字 ,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 ,发出了打倒吃人礼教的强烈呼声。在《狂人日记》中他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 ]这种吃人的礼教突出表现在家庭伦理关系中 ,即夫权和父权。鲁迅先生对“节”、“孝”等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孝”是封建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 ,鲁迅把被封建统治者扭曲了的所谓孝道与封建君权…     

《走近“行政检察”》专题报道之一 行政检察:精绘“案结事了政和”的路线图

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发生的争议。“解决行政争议,事关‘官民和谐’,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行政检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过去一年,行政检察部门开展了“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期专题,带您走进“行政检察”,了解开启“案结事了政和”的检察密码。     

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

封建科举制自它产生到其灭亡,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岁月。封建社会在古代中国的生命力如此之顽强,科举制是促使其发展的很重要的一种“养料”。科举制既是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维护封建皇权的基石和利器,也是封建儒学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和奴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