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身份证法律制度建构研究

身份证是政府公权力介入颁发的对公民进行身份识别和身份证明的证件。在大数据时代,身份证的身份识别与身份证明功能越来越强大,与之相伴的权力滥用与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从身份证法律关系的公法属性入手,通过立法明确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保护的范围和方式,限制身份证权力行使,保护身份证权利,建立起既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又能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完善的公民身份证法律制度。     

论户籍管理中姓名权的保障与限制

姓名登记是户籍管理的重要内容。户籍管理中所登记的姓名因登记而取得专属性并为法律所识别,由此成为姓名权的最主要客体。户籍管理因管理之需对姓名登记作出的规定往往形塑着作为姓名权客体的经登记的姓名,也直接形成了对姓名权的保障与限制。我国现行户籍管理规定对姓名登记(包括姓名变更登记)设有一系列条件和要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为充分保障公民姓名权的实现,有必要从姓名登记的角度完善户籍管理立法的相关内容。     

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公务员是特殊的公民,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其权利属性有别于一般公民。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务员的权利,使其能够有效的执行国家公务,应该构建相对完善和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使公务员在其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寻求救济,维护权利。基于此,文章首先对当前公务员权利救济的途径和困境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司法救济原则进行了理性证明,最后从多个层面给出了重构公务员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方法。     

民族国家、风险社会与西方公民身份重构

公民身份是维系国家良性运行的重要构件。在民族国家的视域里,西方公民身份是在一个由多元维度动态交织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至少包括道德文化维度的同一性建构策略、国家赋权维度的功能分化建构策略、社会矛盾维度的排斥性建构策略。在风险社会语境中,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的建构情境、动力、空间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公民身份的基本问题约束,西方国家尝试在社会构成、民主范式、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重构公民身份的想象力。     

文化理论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文化的属性,是文化的主流,具有层次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文化群体规范整合性的效应,文化的动力因素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是相互认同的关系。从文化学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使公民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合二为一,也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基石,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维护中国文化安全,为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青年的公民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在"一国两制"过去阶段的实践中,港人基于国籍与国家建立的"身份联结"更多具有形式意义,一定"虚置"的公民身份导致港人难以完整享有公民基本权利也无须履行全部公民义务,而成长在此环境中的香港青年一代对国家政治认同及自身公民身份认同就遭遇了一定弱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可以为促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和融入提供新契机。未来,国家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港澳居民作为中国公民的主体资格进行有效填充,为香港青年建构起实质化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以促使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切实感受自身作为国家政治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实现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     

党员的个性不能游离于党性之外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作为一国公民，不论其属于什么身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尤其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任何人的言行举止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存在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而对于党章而言，     

反腐视域中的领导干部身份属性双重性研究

领导干部具有自然人与社会人双重属性、公民与公务员双重身份及决策者和执行者双重角色。然而,领导干部对其身份属性的三个"双重性"存在误识,主要表现为:突出人的自然属性表现,而忽视社会属性价值;重视公职官位,以公务员身份为公民私人身份牟利;"重决策、轻执行"与"重执行、轻决策"现象并存。这种身份误识容易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反腐败过程中,应准确把握自然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正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严格区分公民和公务员双重身份,净化权力观和利益观;切实履行决策者与执行者双重角色,切实为群众谋福利。     

我国农民工法治意识的缺乏及其原因探析

法治国家要求其公民应该具有法治意识。农民工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社会群体,其法治意识对法治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农民工尚未普遍具有法治意识,他们对法治和法律的认识存在偏差,对法治和法律缺乏信任、信念和信仰。这种状况是由历史文化传统、法律运行的失调、普法活动的重心偏离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浅谈我国户籍管理改革的对策选择

户籍管理制度作为一项人口登记和社会管理制度,是国家用来调节人口流动和分布的一个主要工具。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成为身份的标志,赋予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利,严重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文章认为,改革我国户籍需从制定《户籍法》、实现农村户籍管理城市化、户籍管理科学化技术化等方面着手。     

查验居民身份证的合法性根据考证及解析

查验居民身份证是警察法和居民身份证法赋予警察的一项法定权力,此权力的合法性以依法执行职务的特定警察,主观认定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为事实和规范前提。如果将普通公民配合警察执法行为之举,视为经由查验而自证其清白,就是对所有公民的人格尊严的法定和事实性侵犯。因此,应将警察查验公民身份证件的权力,与认定公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权力,在法理和法律上予以分开,将前者设定在公民有配合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法律义务中,后一项权力应以此义务为根基。     

论不动产预告登记的效力

预告登记制度是与本登记相对应的一项登记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对不动产权利人处分权的限制,以达到保障债权请求权在将来顺利实现的目的。预告登记制度的法律效力,是预告登记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核心,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深入分析了预告登记制度的法律效力,并对我国预告登记制度的效力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我国登记离婚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登记离婚在我国呈逐年较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我国离婚登记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人们婚姻状况的影响去反思离婚登记法律制度的缺陷，探讨如何从立法层面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离婚登记法律制度，对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提高人们幸福和谐的指数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范有序流转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针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应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将有条件的抵押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方式,并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     

论能动司法的检察监督

能动司法在目前已成为我国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比较重要的理念,但是如果不把握好能动司法的＂度＂,它极有可能造成司法专横,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能动司法活动的监督非常必要。而检察监督必须遵守实效原则、刚性原则、合法原则,并且监督要以对审判主体、诉讼过程以及裁判和执行方面的监督为重点。     

秘密侦查立法规制新探

秘密侦查，是指以查证犯罪为目的，由国家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的，针对严重或采取常规侦查措施难以奏效的犯罪行为，而主动采取的在主观上有强烈的保密意愿，在客观上比较隐蔽，对国家司法、道德信用及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同程度侵害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侦查行为和措施。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易造成侵权的刑事侦查措施，其合理使用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前提。     

盘查、侦查辨析

“盘查”和“侦查”在词义、适用对象、措施的属性、法律依据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正确行使盘查权和侦查权 ,对端正执法思想 ,规范执法行为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盘问和讯问以及询问的词义辨析 ,对盘查和侦查对象的区分 ,对行政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行为特征和措施性质的判别 ,对盘问笔录、讯问笔录内容的比较 ,以及对盘查和侦查概念的界定等 ,可廓清对盘查和侦查的认识。     

非政府组织参与监狱危机管理——现代社会监狱危机管理的新课题

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参与的最佳形式参与监狱危机管理是多种背景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参与中,二者既博弈又互补:监狱规制着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程度,非政府组织又影响、反制监狱危机管理。在各种监狱危机发生的前、中、后三个阶段,非政府组织或在其中之一或全程演绎着独特的作用,证明着自己的不可或缺。由于法制建设、社会和人们的观念的相对滞后、监狱社会化的不彻底,使得非政府组织参与监狱危机管理处于探索和试验的状态。鉴于此,参与的模式也多种多样,如咨询建议模式、授权、契约模式、监督模式和理想模式,以适应不同境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