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可以肯定地说,"左"和"右"在我国古代只是方位词和姓氏,不具有政治含义.而在西方国家,"左"和"右"作为政治派别的称谓有两个来源.     

论教师在“三个代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中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教育中,教师必须努力发挥自己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懂、真信、真用,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学生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中的主体作用,不断探索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论我国立法和司法对法定外在标准的过度依赖——以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与诉讼实践为例

我国法中存在着在侵权法问题的判定上过度依赖"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的倾向。这些"外在"标准替代了法官对法律"内在"规则的审视和适用。行业标准替代了法律标准。比如,在医疗过失判定标准上,法官过度依赖"诊疗规范",忽视了基本法律标准——注意义务违反说和"合理医生"标准——的探寻和适用。我国法应纠正此种现象,注意对法律规则,比如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判定规则的细心构建,以给法官具体指导。"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在侵权法中是判定过失的重要标准,但不是终局性和根本性标准。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奇迹·无为·有为——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柳市发展的思考

作为"湿州模式"发祥地的柳市镇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本文首先回顾了柳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果,然后着重分析了柳市镇政府在本镇经济持续发展中所起到的"无为"和"有为"的作用,最后阐述了地方政府"无为"和"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拟为我国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合理定位提供借鉴.     

《野草》中的“陌生人”世界和城市批判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国民启蒙裹挟在世界性的城市化潮流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城市社会还处于动荡和未成形的状态中,就已经以启蒙的姿态介入到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中去。本文主要从《野草》中的城市"陌生人"形象出发,对《野草》中涉及到城市现实空间的篇章进行市民形象和城市伦理分析,探讨身处早期城市社会的鲁迅对市民底层空间的观察和反思。《野草》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陌生人"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形成对"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构成牵制、拉扯和制约的力量;他们通过"立论"与"闲谈",形成"陌生人"的日常生活策略;他们在"物"的主宰下形成对金钱异化的群体。鲁迅对"陌生人"群体的批判体现了他在城市写作中更为重视在精神层面上对都市生活中"人"的思考和发现,从而也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市民批判。     

企业的商法意义及“企业进入商法”的新趋势

目前,有些国家和地区已废弃了传统商法典,转而制定了企业法典,降低乃至废弃了"商人"和"商行为"在传统商法中的支配地位。新型商法体系冲击了传统商法的理论基础。在我国,部分商法学者注意到"商法企业法化"的现象,主张应在"企业"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商法规范和体系。然而,对于境外商法上的"企业",多数国内学者存在误解,主要是忽视了主体性企业和客体性企业之间的差异,从而未能准确把握"商法企业法化"的本质。我国现有商法未采用"商人"和"商行为"的概念,商法学术界却坚持将"商人"和"商行为"做为商法基础概念,这使得我国商法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不很明确。应该在厘清相关法律术语含义的前提下,采用"企业"或"主体性企业"以及对应的其他范畴,这样可以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商法模式。     

谁是专利药到期潮的受益者

随着美国专利药到期潮的来临,全球生物医药行业"风起云涌"众所周知,专利是企业抢占市场和保护市场的重要武器,它就像是"矛"和"盾",在企业开拓市场时充当"利枪",在保护企业利益时又筑起坚固"盾牌"。     

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古代乐教传统的基础上,孔子主张以"仁"为精神核心,以"和"为审美追求,通过音乐的美感教育推动"德"的教育和强化"礼"的规范,注重以"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等方式推动音乐美育实践活动。在当前,深入探析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对于音乐美育思想的发展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论人的道德权利与社会变革的合法性——反思孟子心性论的人文价值

在"孔孟之道"所象征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孔仁孟义"中的"义"和"思孟学派"中的"心性"都与孟子的思想人格紧密关联。"义"具有"天下道义"的奥义,它对于"家"中的"亲长"权力和"国"中的"君父"权力均有神圣的超越性,常以"大义灭亲"和"替天行道"标而出之;"心性"则是对《中庸》"性命"观念的创造性转化,突出了儒家的认识论和宇宙论的主体性与伦理性。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心性"与"道义"的结合,揭示出了人的普遍道德权利和伦理义务,也蕴含着其对天子、国君和权臣的世俗权力的伦理性超越和限制,其辩证的结论就是:当世俗权力侵害普遍道德权利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维护人的普遍道德权利的必然而正当的选择。     

“检调对接”的理性思考

"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立足检察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新名词。"检调对接"是"枫桥经验"在检察执法环节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都有相互紧密的传承关系。"检调对接"在职能范围和模式选择上有其独自特点。     

司法的民主性抑或独立性——“法官异议”性质的解读

"法官异议"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司法的民主性"和司法责任的体现,这一解读似乎契合了相关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后司法独立时代"避免法官陷入司法专横而呼吁对法官进行监督的需要。然而,这一解读并没有充分揭示"法官异议"的性质。无论是以我国台湾地区"法官异议"制度的发展作为参照,还是在法理上分析"法官异议"的性质,抑或是从法官发布异议的动机是法官个人"司法抱负"的反映等方面来剖析,得出结论的都是"法官异议"在本质上是司法独立的产物和体现。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只有充分地保障和实现审判独立,包括"法官异议"在内的实践才存在可依附的制度空间。     

“黄”在当代中国何以成为问题

对于涉"黄"法律规制的确切对象和正当性基础,在国人的观念和实践中一直被认为是无容置疑的。通过话语分析,联系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语境,可以看到"黄"的话语在主流观念中的构建和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且"黄"的主流话语表达与社会生活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脱节甚至背离,因此,在涉"黄"法律规制中应该认真思考何为"黄"以及"扫黄"的正当性基础问题。     

“检察”一词的前世今生:词源和历史的交融

中文"检察"和"监督"在语义上有着密切联系。从域外审视,英法两国作为近代检察制度的主要策源地,其语言中表述或指代"检察"的词语主要源于拉丁文prōcūrare和prōsequor。通过整体分析词语的形成和流变能够发现:一方面,二词在原初便同中文"检察"、"监督"之意没有亲缘,而同中文"代理"、"控诉"之意颇为相近;另一方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二词也始终保持了其本意并与"检察"、"监督"之意无任何勾连。此外,俄语中指代"检察制度"的相关词语也是直接根源于拉丁文prōcūrare。域外表述"检察"相关词语的词源、词义同其检察制度发展历史的相互交融,整体塑造了西方对"检察"的理解和认识。中西方对"检察"词语的理解差异,直接影响到有关检察权能属性、内容、检察制度等方面的理论认知和现实实践。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行为探析

在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行为中,构成"不正当手段"要求该行为在主观上违背权利人的意愿,客观上具有不正当性;披露的公开化程度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在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其"获取"和"使用"行为与直接侵犯商业秘密情况下的"获取"和"使用"行为存在着差异。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必要性——以秦汉唐三代法治思想的变迁为例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后,又提出"以德治国,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的方针,并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偏废。而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文明古国,先秦以来"法治"和"德治"被看作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式的争论一直延续整个封建时代,本文即试以"唯法而治"和"德主刑辅"两种主要的治国思想为线索,通过对我国秦汉唐三代法治思想及相关历史情况的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现阶段坚持结合"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公证执业过程中的假定思维

在公证执业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徐小蔚认为,如果在公证受理的过程中建立和保持假定思维,会促使公证员在执业过程中更加谨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证的差错或减少各种纠纷的产生:而公证假定思维就包括了"发现当事人的真实动机和需求"、"考虑利益冲突对立面的异议"、"考虑公众感受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和"考虑公证书接收机构的需求"。     

深化警务改革 确保一方平安——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公安局工作采风

2003年,长子县公安局在市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实施市局"一五二"工程和"十个一"工作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警务改革、群防群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自国家运用刑法统治社会以来,先后出现了"决断论"、"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虽然这三种刑法观在我国当下的刑法实践中都有所展现,但是"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必须提倡规则、决断、秩序"三位一体"的刑法观。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文义解释的地位来深入贯彻"规则论"的刑法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区域刑事立法和引入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秩序论"的刑法观得以有效展开。此外,还要求在刑事立法层面突出"秩序论"思维,在刑事司法层面注重"规则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