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秉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坚守法定的证明标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同时还应当改革值班律师制度。     

未成年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涵丰富,且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得到不断完善,但其在适用于未成年犯时仍然存在诉讼观念有偏差、制度适用不灵活、量刑指导不规范以及未强调未成年犯道德自觉性等诸多问题,需要对制度进行深刻解读并对困症加以解决。在未成年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司法机关应当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准确把握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对其负面效应加以克服和消解,从强化理念、完善制度两方面予以修正,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目标进而贯彻落实少年司法理念,实现挽救、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的宗旨。     

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与程序设计

认罪从宽制度的完善是时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现行立法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并没有规定专门的处理程序。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同时该制度也存在内生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能够通过科学的程序设计有效地加以规避。因此,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依据。在搭建这一制度框架时,应当围绕"自愿认罪认罚"与"从宽处罚"两项核心内容展开。     

认罪认罚制度下被害人权益困境与纾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突出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与诉讼经济的衔接。制度的焦点集中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上,而忽略了另一诉讼主体被害人的权益,虽现行立法给被害人留有一定的权利空间,但在总体上尚不足以彰显被害人诉讼主体的地位。司法改革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要实现国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追诉人之间的和谐,同样要追求被害人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和谐。     

论认罪认罚展开中的程序从宽——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为主的分析

我国改革试点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吸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基因中缺乏程序公正,此次修法并未推进程序公正,实践中还会放大程序公正在立法上的不足。程序公正的司法缺位会导致认罪认罚的供述自愿性无法保障、强迫认罪、自愿认罪后实体从宽的落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唯一机理在于其自身在展开中的程序从宽,关键在于审查批准逮捕中的不予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将认罪认罚作为考虑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因素,规定过于原则,有必要在司法解释中将自愿认罪认罚作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一种法定理由,同时,因认罪认罚而在审查批准逮捕中要贯彻"不捕"原则。     

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阐释与推进路径

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厘清认罪认罚从宽法律适用关系和丰富刑事诉讼司法模式的制度价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参与量刑协商,体现公平正义并提升刑事诉讼效率。"两高三部"制定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阐明了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理解适用等问题,明确解决了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但目前各地检察机关仍面临制度适用不均衡的问题。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为切入点,从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的理念出发,准确理解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和主导地位,有助于提升新时代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浅议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机制的完善

<正>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标志着认罪认罚从宽正式成为法定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整个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速裁程序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量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应对与反思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并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实践中认罪认罚制度上诉率虽低于正常刑事案件,但是出现大量空白上诉,不仅消耗司法资源,而且动摇司法权威。对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与抗诉应对的合理性展开探讨,构建认罪认罚上诉机制和检察机关有条件的行使抗诉权,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与实现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量刑建议,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发展,就必须重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由于包含控辩双方合意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这就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需要做到精准化.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提高...     

对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双重考察

监察法对认罪认罚作出了不同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导致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在适用上与刑事诉讼法发生冲突,乃至和刑法规定也不协调。学界认为要更好地实现两者的衔接,应当对监察法的认罪认罚规定以及其他规范加以修正完善,最终达到“法法衔接”的目的。这是一种规范性视野下的认知。须知,监察法制定特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要求在刑事诉讼环节保持独立性,有着特殊的服务政治大局的考量。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不能仅从规范视野去认识,还必须有政治大局的视野。只有在双重视野下,才能正确处理进入刑事诉讼环节的监察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从而实现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乃至刑法的有机统一。     

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

至今仍然传承在黔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壮、瑶等民族的铜鼓艺术、蛙神崇拜以及民间歌咏习俗,具有重要的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价值,很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体现区域族群生存智慧和文化理想的现代生活空间的建构之中,让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新的衍生载体中焕发生机活力。     

试论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警政是对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的统称。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是: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政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警政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警政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警政史,应该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作为标准。在学科性质上,中国警政史属于史学的专史范畴。但在中国警政史学内部,也可区分出中国警政通史、断代警政史和专门警政史。     

民族主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对民众的开放和吸引,并以此作为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使民族主义由于融入了大众性的内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这虽与当政者要求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不一致,但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价值取向,造成了当政者在民众面前的被动,也由此影响到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铁路跨越式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赋予铁路各级党组织的历史使命,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选择。太原局在推进铁路跨越式发展中担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际紧密联系,切实从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上下功夫,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保持党的先进性。一、把握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想,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切实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迎战新的挑战、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题。这是党组织在铁路跨越式发展中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     

东西差距问题与政府政策供给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转型时期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问题,并力图揭示区际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供给之间的关系。论文主要分析了东西差距的表现、成因和影响,并提出了缩小东西差距的具体策略。     

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信仰与社会规范缺失的问题亦不断突出。对此,有学者提出发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从理论上说,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的本质为其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从现实上说,主流意识形态要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它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可以信仰的价值或意义系统;能够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使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能够调整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使其趋于稳定化和和谐化;能够优化社会发展目标,降低社会发展"成本"。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来加以调适、发展和内化。     

试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创新及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议理论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总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基础;总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呼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历史任务和自身建设的科学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的发展。     

论捕诉合一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由来已久,随着捕诉合一试点的推进,"批捕权"的滥用、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空间被压缩、检察机关监督地位的弱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入手,同时建立对逮捕决定的听证程序,并将审判权引入审前程序以平衡捕诉关系。     

论党和政府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践行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西方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公平正义的内涵和特点;文章用大量事实和材料说明了自党的十三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公平正义价值观认识的深化与践行;文章还对党和政府践行公平正义价值观之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武汉市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基于对武汉市五种类型人才的基本状况的定量调查,指出了武汉市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人才资源分布、人才年龄性别构成、人才素质结构以及人才流动比例方面的不合理.进而提出了相应对策:制定一个战略、转变两种倾向、建构三大机制、实施四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