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理论与过程双重逻辑。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天然地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种逻辑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发展。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主体,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框定了基本原则,也为政府治理创新明确了基本走向。以政府治理创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建设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型政府、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政府,完善制度供给与公共政策执行,既是政府治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提出,是基于以往历次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依靠权力和关系在体制内封闭进行,缺少法制的刚性约束,导致不断反复。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使破解这一难题有了突破口,即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纳入国家治理法治化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通过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合理规范权力运行,建设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法治政府,以更好地体现现代国家治理所内蕴的现代法治精神,加速向现代国家转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依法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更好地体现制度的正义和自信。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加坡经验

现代化治理是新加坡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模式,它强调政府治理的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发展型,在理念和实践方面为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参照,中国政府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科学借鉴国外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成功模式和经验。     

我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生成逻辑与改革路径

现代政府管理实践中普遍出现了政府规模扩张的趋势,政府规模扩张影响着国家的行政效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优化政府规模、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政府规模扩张主要是由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结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通过控制财政开支,转变施政理念,优化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等手段适度控制政府规模,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加坡模式及其启示

现代化治理是新加坡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模式,它强调政府治理的整体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发展型,在理念和实践方面为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参照,中国政府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科学借鉴国外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成功模式和经验。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农村治理方式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处于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期,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行政层级结构复杂、责权不对等、公共服务能力欠缺的问题,进而导致农村治理方式中治理主体单一、治理环境落后、治理理念模糊。我们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农村治理方式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关系,提出嵌入专业农村合作组织、完善政府治理监督机制、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这三方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路径。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基础与建构路径

现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基础之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探索均表明,"政府+市场+社会"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政府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努力构建和营造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关系,良性合作亦是可欲可求的。因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还要寻找社会的支持。构建以"政府+市场+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动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最基本的内容。     

统一战线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治理的探索实践。统一战线作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重要体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统一战线具有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团结引导、照顾利益等重要功能,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优势独特、大有作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思想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建设,是放飞中国梦的现实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需要深刻领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本质,定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勾勒促进"五位一体"协同互动的战略路径,进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与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转变的突出表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国家宪政体系建设,为国家治理奠定制度基础;有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助于涵养社会核心价值,夯实国家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有助于社会合作共赢,有效应对转型危机和治理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打车软件的治理研究

打车软件诞生短短几年里带来的巨大冲击,给政府治理出了道难题,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考验。打车软件一方面扮演了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鲇鱼",缓解了打车难,改善了服务质量与资源配置效率,符合环保理念;但另一方面也冲击社会稳定,蕴藏着新的垄断风险。打车软件作为一种破坏性创新,代表着"共享经济"新形态,其快速成长源于技术与资本联盟,治理困境则是新风险社会的缩影。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对打车软件的治理要破除部门与资本利益的掣肘,通过出租车行业的双轨制,以法治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治理的制度化与科学化,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与路径转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最新认识,又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治理理念、国家制度体系、治理者治理能力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战略。其所体现的发展转型,将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大思路和宏伟实践。在实现向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转换进程中,我们将面临许多非常复杂的课题。     

公民理性、政府善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百年治理经验,也需要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以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作为基础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市场化、多元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而在这"六化"之中,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因而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过程。本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体从推进依法执政、完善立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法治化等方面提出构建法治体系的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民主党派能力的要求与影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利于执政党的转型、政府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也必将带来以参政议政为基本职能的民主党派的转型,对民主党派能力必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并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网络治理探析

以互联网为引擎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社会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网络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形态。持续推动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维护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及有序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均需要全面加强网络治理。现实中,我们面临技术及核心网络资源支配权、法制、道德、政府＂在场＂等多重困境和挑战,必须加强宏观统筹,制定国家网络发展战略,加紧进行技术创新,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强全民伦理塑造,并根据网络发展现状转变执政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推动全球网络共治。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被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和党的现代化建设指导理念提出,但倘若将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则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邓小平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二是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领导保证;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总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     

价值·模式·效能：区块链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维探析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智能革命"对国家治理有重要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创新运用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行之有效的工具。整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内蕴的技术特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有耦合性,这一现代技术在三个方面有助于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理念共振,"去中心化"凸显了人民主体地位,"算法"彰显了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确权"响应了公平正义理念;二是治理模式的协奏效应,乘借技术的"东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可以积极发挥;三是治理效能落地见实效,既降低合作治理成本,又有助于建设透明政府、高效政府、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