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刑案的两次再审看刑事再审程序

一个刑案的两次再审反映了目前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程序及再审量刑的失范,以及在法院自行启动的刑事再审程序中检察机关所处的尴尬地位.实证研究表明,有必要严格限制法院启动刑事再审程序,法院不得根据被告人、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的申诉启动再审.同时,法院自行启动刑事再审程序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再审应由上级法院进行.     

浅谈被害人谅解行为制度的建构

被害人谅解行为是指被害人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所作出的明示或默示的原谅行为人不向有关机关告发或者提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建议的行为。被害人谅解行为与被害人的告诉行为、刑事和解行为不同。被害人谅解行为的主体为被害人，主观上必须出于自愿，对象为行为人，方式上既可以表现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时间上必须在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之前作出谅解的意思表示。被害人谅解行为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当发挥一定的影响，应当建立被害人谅解行为制度，将被害人的谅解行为规定为法定的从轻刑罚的量刑情节。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建立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的双层保障结构为视角

作为刑事案件最直接受害者的刑事被害人长期处于被忽略地位,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在当前已成为必要。探讨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必要性,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平衡、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的平衡两个方面,建立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的双层保障结构,有利于被害人权利保障途径的完善。     

略论“赔钱减刑”

"赔钱减刑"是目前一些法院在审判中尝试采用的一项刑事政策.如果被告人能够赔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法官会将此作为一个酌定情节从轻判处."赔钱减刑"的法律依据是法官的酌定量刑裁量权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尽管"赔钱减刑"引起广泛争议,但从构建和谐社会、恢复社会整体公正和恢复性司法角度来看."赔钱减刑"是在国家补偿法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为解决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落空、恢复被害人经济利益所进行的有益尝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思想要求我们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不仅要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还要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目前业已确立的制度难以达到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具有弥补不足的作用。一项制度的确立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可行,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来证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确立的可行性似乎更具意义。     

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救济:解构与展望

权利救济是权利行使的保障。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制度一旦失灵,则有关其权利保护的诸多规定恐将沦为虚置的立法设计。狭义的未成年被害人救济主要包括来自犯罪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刑事和解赔偿以及来自国家层面的司法救助。尽管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刑事被害人不得要求被告人赔偿其因犯罪行为而蒙受的精神损失,但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中先行纳入精神损害赔偿或将成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关照未成年人利益,但其带来的妥协与让步,要求国家和政府应当对未成年被害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支持,尤其在经济补助和心理疏导等方面。     

“罪无可赦 情有可原”——被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实践中,在一些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刑事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被经常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等案件。在刑事司法中考虑被害人过错,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审判实践对于被害人过错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很大,存有司法恣意的嫌疑。究其缘由,除了我国偏重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之外,主要还在于对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和困境,因此,探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和规范化很有必要。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是维护公平正义与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这一制度有利于促进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权利平衡，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被害人难以获得来自犯罪人的赔偿或其他方式的补偿，从而陷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痛苦之中。这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亟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时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研究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诉讼便处于中止状态,而且这种中止极可能是永远的,即诉讼的终止。这就意味着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求偿权无法实现,被害人在承受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精神痛苦的同时还要承受物质损失。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引入民事缺席审判制度,赋予被害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到案时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权利。     

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研究

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是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忽视 ,它使得刑事诉讼原理自身陷入矛盾 ,并且与强化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的趋势相违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标识刑事程序从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重心逐步转向寻求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科教科书的删改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教科书的篡改是其实行愚民政策、推行文化侵略的重要之举。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同时处心积虑地在中国教科书上动脑筋,做手脚,先是对原先国民政府审定的官方教科书进行删节;其血腥统治稍稍稳固后,即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教科书,毒害中国青少年。从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教科书的删节到日本右翼势力新编的教科书,其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纪检监察证据司法衔接的思考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司法证据的基础是两者的共性。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有利于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提高诉讼效率等。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应遵循全面转化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纪检监察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规则。     

侦查与犯罪的互动关系

犯罪与侦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者的发展是互动的结果。“行动导致反行动”。侦查活动是侦查主体与犯罪行为人之间试探与反试探 ,调查与反调查、查证与反查证、揭露与反揭露的互动关系     

陕西政府绩效考核路径探索

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可定义为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能力、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和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分析与评价。完善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的考核路径对开展有效的政府绩效考核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证人证言的认证标准

证人证言的认证标准与规则是当前我国审判实践中亟需加强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提出证人证言的认证标准即合法性标准、真实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并分别作了深入阐述,同时设计了相应的认证规则.文章指出,作为定案根据的证人证言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标准,缺一不可.     

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变化中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至今,社会经历了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也在时代变化中得到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创立了关于革命的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创立了关于建设的理论。从而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化、丰富和完善。     

有效领导模式初探

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效”的领导模式。关心人、关心生产和关心组织环境三者之间的最优组合就是有效领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