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

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一直是十多年来中国行政发展的主轴。行政改革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推动力有两个层面，从浅层看，是政府财政的压力，庞大的干部队伍使得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变成“人头费”，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随着时...     

再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本文力求以新的角度再看“新公共管理” ,并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主要观点 ,从而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整体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政治层面的改革和事业改革进行整体推进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一五”发展规划起,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战略转折期。如果说过去28年中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其他改革的话,“十一五”规划中有关“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将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的论述,则标志着国家改革的重点将转到以行政管理体制为中心的轨道。     

从统制型到服务型:当代中国政府建设的模式取向

政府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改革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与难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其趋向就是逐步扩大政府的服务职能和领域,限制、规范政府的统制范围与领域。即从“统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文明建设的模式取向。     

政府转型 亮相改革前台

从中国改革进程看,改革推进26年后,政府自身的矛盾已成为改革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的交织已经将政府改革逼到前台。“错位”非改不可全国人大代表高清说,“政府的职能转变远没有到位,就政府的行政行为而言,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来对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显然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同样是改革,政府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现在就是要抓紧赶上‘这段路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这样认为,如果“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格局不改变,我国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陷入“畸形市场经济”的危险。“缺位”亟待填补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     

市场导向:中国与西方行政改革的比较

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改革运动.随着这场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了这场改革的潮流之中.中国作为一个行政大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把行政改革作为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后,以“市场导向”为中心的行政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把中国的行政改革与西方“市场模式”的行政改革予以比较,探究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点,进而发现其中的内在规律,对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一条捷径

随着中国进入了WTO的大门,很多对加入WTO有抗拒心理的人高喊“狼来了”,也有人对入关后中国的机遇持乐观态度,但却很少有人讲中国企业也有机会先变成“狼”然后再实现“狼穴淘金”的梦想。实际上,入世是双向的,利弊也是双向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加入WTO都是为了有利可图,中国也不例外。当然人世的短期内,将有大批非知识劳动力失业,许多企业会因为没有能力面对强手的冲击而倒闭,但从长期来看,WTO带来的是新的市场游戏规则,新的理念、知识、技术、资金、人才和全球的庞大市场。虽然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群体对全球的大、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非常落后的。而由于市场壁垒的减少,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在全球发达的消费市场中展示实力和发展市场。所以,中国的企业应该从过分悲哀的“与狼共舞”的担忧中走出来,开始设计一下如何可以利用WTO的契机先变成狼再来“狼穴淘金”的演义版本。     

工会改革要强化“官办”力度吗?——与刘玮同志商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会也面临一个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进行改革的课题。工会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慎重而科学。笔者看了1999年第一期《工会理论研究》杂志《工会改革要强化“官办”力度》一文后,一直在思考:工会改革的力度究竟应该强化在哪里?现将学习思考的一孔之见谈出来,并与刘玮同志商榷。刘玮同志认为:“改革以来,工会原有机制显然不能有效保护职工利益”,“究其原因,主要是没     

论点集萃

中国渐进式行政改革的特征　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队周宝砚撰文认为 ,中国渐进式行政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科学性。渐进式改革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在要求 ,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二是革命性。渐进式改革的价值取向其性质是革命的 ,即强调对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三是实践性。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点是“走一步看一步” ,而不是“一步到位”。这种改革方式强调试点 ,试点是深入实践的最直接体现。□摘当前推进政务公开存在的几个问题　宜宾市委党校邓三定撰文提出 ,当前推进政务公开存在“六重六轻”的问题。 1 重局部轻全局 ,思想不到位 ;2 …     

行政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标志--公共财政

伴随着世界行政改革的热潮,中国的行政改革已有20年的历程,20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改革,改革过程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人员和机构的庞大又带来手续的烦琐,由此又派生出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尽管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去解决机构和人员膨胀的问题,但都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而且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虽未间断,但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依靠乡村治道变革走出"黄宗羲定律"

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而在财政困境中的乡镇政府制度外索取行为表明它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已经发生了断裂,演化为一个既是脱离国家政权又是脱离乡村社会的索取性组织。为了确保税费改革不再次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这是实现乡镇治理模式转换的良好契机。     

世纪之交中国行政改革的渐进性与过渡性分析

按照十五大的部署，一场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已经在全国展开。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次改革，极高的期望值无疑反映出推进这次行政改革的迫切性，但本文认为，世纪之交中国行政改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实现有限目标。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顺利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一行政系统永远处在变迁之中，彻底的行政改革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一次行政改革都具有过渡性，都是上次改革的历史延续和下次改革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１、任何行政体制都具有“时效性”特征。从理论上讲，任何行政体制都不可能具有一成不变、一…     

提高行政效率是越南国家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

随着越南国家的开放程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庞大低效的政府组织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近年来越南国家行政管理改革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越南政府通过转变职能、精简机构、简化审批、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改革举措进一步提高了行政效率 ,改变了政府形象 ,为越南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行政管理基础。     

大部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坐标

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从最直观的原因看，是目前政府机构设置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该管的事没管好”。从深层原因看，是我们国家在进入市场经济国家行列、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方位改革时必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无事深忧,有事则不惧

我国有强大的“行政动员”或“政治动员”优势,但现在大量的“单位 人”变成了“社会人”,其局限性更加明显,必须建立“社会动员”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的他山之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在社会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从国际经验看,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事业做起,要有良好的社会政策、相关的法律保障、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政府职能应该从直接管理变成为社会提供服务。“小政府,大社会”或“少政府,多市场”,使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化, 是全球性发展趋势。     

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和教训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构设置存在一系列问题及教训,前苏联转型中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设置也提供了前车之鉴。必须明确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设置所要遵循的原则。“国务院大部制——直管县——划小省级行政区域”三大改革联动,不失为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改革的方案选择之一。用10年或更短的时间,逐步将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全额由财政供养,使行政、执法与利益和金钱相分离。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

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沿革和变迁之后,户籍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消极的掣肘作用。尤其是黏附于户籍政策之上的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制度差别,仍然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罪魁之一。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政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中国“行政国家”的核心特质——管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本位”,而户籍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则进一步巩固了以“政府本位”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愈改革,愈管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户籍政策改革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彻底转变。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