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心理矫治的回顾与展望

罪犯心理矫治作为管理和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一个兴起、衰落和复苏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罪犯心理矫治的复苏，而将心理治疗重新纳入刑事司法体系的原因是于罪犯心理治疗效果的无分析研究。未来心理矫治的发展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探讨“什么有效”上，放在对从业者的培训上，并且有可能成为刑事一体化、协同化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一环。     

论女性主义心理治疗观

女性主义心理治疗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它将女性主义研究与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心理治疗研究的不足与偏颇.女性主义心理治疗对传统中的实证主义假设、性别偏见以及治疗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等问题提出了挑战.它以社会性别视角透视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关注社会情境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主张建立平等的治疗关系,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女性主义心理治疗提出了一种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结构的治疗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对个体心理功能的全面理解,而且为心理治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评梁启超的文学创作论

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潜心致力于历史、哲学、佛学、文学艺术等多领域的学术研究。这位从小“颇喜词章”的学界泰斗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深厚的修养,又敏于摄取外国文学理论。各种有利的条件使他后期的文学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本文评述的梁启超的文学创作论,主要就见之于他后期的著作。     

离婚案件的心理调解研究

婚姻法规定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但由于离婚案件除了涉及法律问题以外,更多地还会涉及到家庭伦理、情感和道德等问题。鉴于这类案件的特殊性以及法官在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心理学方法的介入应当会从根本上提高离婚案件调解的质量,从而提高该类案件调解的成功率。主要针对当前我国离婚案件调解问题的现状提出诉讼离婚心理调解的概念,论述诉讼离婚心理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运用心理治疗手段矫正罪犯不良心理

对于自信心缺乏、报复心强的罪犯，宜使用计划图表法进行矫治，帮助罪犯将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列成图表，进行对照、检查和改正。对于情绪激动的罪犯，宜使用情感转移法进行矫治，训练罪犯转移注意力的能力，减少正面冲突。对于缺少理智、遇事敢做敢为、宽容性差的罪犯，宜使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治疗，培养罪犯的耐受力。对于认知偏倾、内心矛盾、坐卧不宁的罪犯，宜使用认知疗法进行矫治，使其深明大义，做出理性选择。对于性格轻浮、缺少责任感的罪犯，宜使用生命线疗法进行矫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论中国女书文化的心理治疗价值

中国女书是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湖南省江永县的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以及以这种文字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习俗文化。女书及女书文化以自己特有方式为世世代代生活在旧中国江永一带的劳动妇女及时、有效、合理地宣泄悲哀愤懑情绪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工具;以仪式化程序为当地妇女婚嫁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在不自觉中起到了女性婚姻心理辅导的作用;女性通过创立各种属于女性自己的节日,为女性个性自我和才能的展示、心理放松以及自尊与愿望的表达提供了平台。女书及女书文化对当地妇女群体心理具有支持、宽慰、辅导以及治疗的作用。     

后现代心理学视野中的罪犯心理矫治

后现代心理学在心理学概念、研究方法与心理学学科性质等方面与现代心理学有诸多不同之处。在后现代心理学影响下，心理治疗和咨询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式，如：焦点解决短期咨询、心理剧疗法、叙事疗法等。后现代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及方法会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有所借鉴，在罪犯心理矫治中，应当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应提倡对各种治疗理论的整合与方法的兼容。     

论缉捕心理与反缉捕心理

侦察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侦察人员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将犯罪人或重大犯罪嫌疑人拘留或逮捕,为讯问工作和预审工作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侦察人员执行拘留或逮捕任务时,必然要同犯罪人或重大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危险和危机,侦察人员随时要面临并战胜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种种威胁。因此,研究缉捕心理和反缉捕心理,并将研究成果灵活地运用于侦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暴力犯罪呈上升趋势的今天,其现实性和重要性愈显突出。     

现代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开端——兼论心理治疗中国化问题

现代心理治疗最初传入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本民间心理治疗著作、作为学科开始的变态心理学、作为心理建设的心理卫生运动。就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脉络来看,这三者都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有关,当古老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科学与民主的感召下,呼唤个人的进场,又难以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于是,诞生于西方的现代心理治疗在传入中国社会的早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中国化的心理卫生和心理卫生中国化。前者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概念解释心理卫生,后者则是在西方心理卫生基础上进行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将心理卫生运动推向高潮。本文在挖掘了大量珍贵史料的基础之上,回顾了心理治疗最初传入中国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当今心理治疗中国化道路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思想可以成为中国心理治疗的理论资源;需要反思心理因素背后的社会文化条件,重视社会文化脉络;心理治疗需要打开学科界限,尤其需要重视与人文思想界的互动。     

论报复心理与暴力犯罪

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一下暴力犯罪者的主观方面,就可发现不少暴力犯罪者是因为受报复心理的支配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那么,什么是报复心理呢?报复心理是指因批评、举报或某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以及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一种攻击他人的心理状态.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人仅仅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分子.当自己的行为违反社会公德,违反纪律或法律规范时,就不可能不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举报、揭发;同时人的欲望也受着社会条件等各方面的制约,因此不可能都无限制地得到满足;另外,由于社会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再加上人们政治思想文化等素质的局限,就有可能去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一遇到这些现象,就产生一种报复心理,进而实施报复行为,那么就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安定的因素.因此,认真地研究报复心理产生的原因、特点和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对我们有效地减少和防止暴力犯罪有着一定的意义.     

中国哲学之“是”与“实、事、史、时、势”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在"实""事""史""时""势"中来求"是"."实""事""史""时""势"构成了中国哲学对"是"进行理解和阐释的整体语境.从"实""事""史""时""势"来求"是",体现了中国哲学富于实践性、人文性、辩证性的特色.     

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

＂强制医疗程序＂的＂社会防卫功能＂,不仅受到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和接受过治疗精神病人社会危害性的抑制,还会因＂被精神病＂现象而打折扣。破解此困境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参照《精神卫生法》,将涉嫌犯罪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纳入＂非自愿性住院治疗＂范围;二是增加精神病治疗资源投入,强化＂强制医疗＂适用与解除的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堵塞《精神卫生法》中＂非自愿性住院治疗＂的漏洞,防止其成为＂被精神病＂新生代的寄生区。     

“爱”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功能探析

"爱"的缺失是心理疾病的主要根源之一.为了达到治愈的目的,"爱"应成为心理治疗的主题,成为治疗内容与途径."爱"具有着极为深刻的内涵,在心理治疗中也有着显著的治愈作用和效果.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心理治疗师应该培养爱的能力,塑造爱的态度,遵守爱的操守.     

元认知模型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元认知的观点在临床心理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其理论建构的特色是强调元认知对情绪状态的监控。这种理论的认知框架的核心是：个人对自己的情绪状态作出标签,它被看成个人对特定事件、关系或对象的一种本能反应方式,生理唤起与认知评价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着情绪。个人将其与目标状态相比较并通过实际行动让自己的情绪状态更加接近目标状况并加以监控。近年来,心理学家对精神分裂症和对不适当的过度愤怒研究的成功案例,证明了元认知模型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以心理治疗反思社会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行为(认知-行为)治疗范式致力于治疗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和改进,旨在提高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性,但却忽略了对社会和社会文化的考察;人本主义治疗范式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和社会文化上,以探索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可是没能在治疗的技术和方法上有所建树.20世纪末,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而出现的叙事治疗范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化问题"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微观和宏观的治疗取向,把治疗实践和反思主流文化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心理治疗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胡适与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比较

胡适和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自由观。由此不同的路径,胡适、张君劢向我们展现了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点滴改良与彻底改造的不同画卷。     

车文博先生对中国心理治疗与心理健康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车文博教授在心理咨询理论的工作与贡献主要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后首先打破禁区,率先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心理治疗方法的巨著《心理治疗指南》、《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倡导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其二,结合社会转型与文化建设,超前地提出以人为本的健康人格新概念,并对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人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三,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探索大学生的压力与挫折,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     

苏轼与罗浮梅花仙事

<龙城录>一书应属北宋后期的著作.<龙城录>所载赵师雄罗浮梦仙之事的文本自身充满矛盾,且有明显牵述苏轼松风亭咏梅诗意的痕迹,苏轼的作品更具原创性.宋人明确使用这一典故始于北宋末期.罗浮山下梅花村始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这一名称同样源于苏轼的咏梅作品.     

传记作品的文学创作自由与人格权益维护

作者以传主人生为题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传记作品,社会公众通过阅读传记作品之后对传主的经历、性格、能力以及关系等方面产生认识,作者创作传记作品是其自由,对形成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又由于传记与传主的密切关系,作品的传播会对传主乃至其利害关系人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侵害其人格权益.人格权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如何平衡作者的文学创作自由与传主的人格权益之间的关系,除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权益进行考量外,国家政策的导向、社会公众的反映等方面也是纠纷解决中需要注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