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的新径向——论实践教育学及其研究核心

受近代自然科学＂追求教育知识确定性＂观念之影响,现行教育研究过分寻求＂教育规律＂及教育理论,而忽视教育之实践性特点,于此导致了现行教育研究之＂学科恐慌＂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等问题。欣慰的是,随着教育学科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学者们也开始从＂元教育＂的研究中寻求教育研究的新径向,实践教育学因此而生。本文试图从教育规范这一实践教育学的研究核心出发,探析实践教育学之相关理论问题,以期促成中国教育研究之实践韵意,使之真正成为＂实践的教育学＂。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变革

近代以来，“儒、佛、道”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性哲学乃至教科书的辩证唯物哲学，相继都陷入信任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频现哲学话语危机。所幸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激发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哲学观念和理论形态上都具备论说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话语潜质。所谓实践地论说发展，意在回归实践立场，充分汲取“中、西”诸家哲学话语的合理因素，深入阐释扬弃“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实践机理，从构建优良社会生态人手，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提供话语支持。     

从“思辨逻辑”到“文化逻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现的思维方式变革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现了从思辨逻辑向文化逻辑的思维方式变革,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转变才使感性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哲学成为可能。基于文化逻辑的马克思新哲学是感性实践层面上的文化哲学;是以文化总体(人的世界)的分裂与统一的运动为本体的本体论;是关于主体与客体在文化总体中反映与创造、建构与重构、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达到统一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人学;是实践论、价值论、主体论与辩证法的真正融通。人的世界的一切均在文化总体中生成、演变、分裂和统一。这一文化哲学代表了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深刻哲学立场,它是人与自然得以同时性显现进而向自由复归的理论基石,它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文化精神。     

析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伦理学出场及其现代意义

实践哲学在西方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将实践置于伦理学语境之中加以考察,从而赋予实践以深厚的人文与价值底蕴.然而,近代哲学实践概念却走向了遗弃传统实践所本有和内在的人文与价值意蕴,变为一种工具性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产生.现代西方实践哲学不约而同地走向回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实践之路,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恢复实践所应有的人文与价值意蕴,而这正是解决现代性问题不可或缺的观念基础与认识前提.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在辩证否定前人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其中,"实践概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没有从某种先验的定在中去寻求实践的此在,他一直都把实践放在某种具体的、现实的语境中进行探讨。     

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解读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近代哲学式的解读，马克思实践观的生存论存在论的维度完全被遮蔽起来，掩盖了实践观的本真意义和丰富内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等。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和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进而实际地形成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有意义的对话。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出真知”——从“吃梨子才知其滋味”说起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及课堂教学中,常以"吃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作为批驳不可知论,证明实践出真知的例子。但"吃梨子"本身只是生理活动,因而不属于实践。以"吃"作为比喻源出于恩格斯和列宁对不可知论的批判。其被用于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政治批判的需要。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如何证明人的思维感知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是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讨论的重点问题,它是一个逻辑问题而非经验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坚持世界的可知性,实践出真知;另一方面也看到真理的相对性与实践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从学理上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超越主体性的困境：现代法律之合法性根基的重构——基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探析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理性观在其展开过程中就伴随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裂。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试图弥合二者的分裂,这无形之中深化了对主体性问题的认识。从康德求助于"自我意识"的先验哲学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概念运动,都代表着德国古典主体性哲学在解决理性统一问题上的最大努力限度。在当代权力分立的情况下,主体性哲学呈现出"解中心化"趋势。作为法律之保障的传统理性分裂,最终导致强调规范性的道德原则与强调事实性的法律规则之间的不断分离。哈贝马斯批判性地分析了德国传统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等的当代法律理论,力图为当代法权提供合法性论证。同时,对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展开分析,试图为事实性与有效性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中介——商谈,以重建当代的实践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与生态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以广阔的哲学视角,为我们研究和实现生态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实质的论证,对近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源分析,以及对未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预测。     

试析科学发现观的三个解释纬度

科学哲学经历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近代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和现代的自然与社会本体二元对立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发展,关于科学发现的本质的解释也经历了三个解释纬度。     

现代司法理念本土化的反思

现代司法理念的两个核心要素——司法独立和程序优位在我国司法制度的建构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隐忧,这是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的内在原因。坚持对现代司法理念持批判的反思立场,清醒地认识作为泊来品的现代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应当符合并服务于具体的国情,而不是相反,这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决定的。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商法教学中的应用

以高等职业学院法律事务专业"商法"课程为例,探讨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商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学法的指导,强调"做中学"的理念和教学中的师生互动,是一种以学生为本位的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     

反思与推进: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哲学革命是解读马克思的前提性问题。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学术界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各部门哲学隐含的独特理解、生存论解读、现代性批判与本体论批判的出场路径解读,以及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等诸种争论。实际上,在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现实化道路。     

现代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当前问题

“现代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新的课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前基本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第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无必要？第二,如果有必要,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前一个问题诉诸于两个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理论的关系;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后一个问题诉诸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探索,即：在世界视阈、解释学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立场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向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实践。     

论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的哲学意蕴思考

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不仅是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统筹兼顾根本方法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的观点而提出的一种实践方法。统筹兼顾方法在科学发展观中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从哲学的高度看，统筹兼顾方法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的实现提供了路径，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保障，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两重性的实践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两重性的实践统一,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涵义.其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两重性的全部内容,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不仅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而且是检验这一哲学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及其价值性的确定者.因此,人们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性和真理性,并且理解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其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最后都必须返回到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实现它的现实统一.     

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理论及其功能分析——基于孙斯坦与德沃金理论的比较研究

在各种不确定性中获得富有确定性的解决问题之道正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实践方式。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理论是这一主流实践方式在法律、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具体表达式。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构成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孙斯坦与德沃金各执该理论一端,比较梳理二者观点差异能够凸显该理论的基本主张及其理论与实践价值。     

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有着超越既定历史性的信仰。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统理性主义以信仰来否定人的历史性存在,相反,现代西方哲学以人的历史性存在来否定信仰,各执一端,最终都陷入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真正实现了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类在制约和超越、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和空间中的生存境遇及历史过程。     

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基本观念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政治伦理以哲学—人性的分析、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实现了政治关系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基本观念蕴含着三个方面,即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它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弗朗西斯·培根的政治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

作为近代哲学发端式的人物,弗朗西斯·培根的哲学背负着太多后世强加的标签。在特殊的历史情势下,培根并没有试图主动地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不自觉地将唯物主义作为方法和策略,以便发展和实践其自然主义哲学。这种不自觉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最终构成了保守主义的英国启蒙政治的最初底色。系统批判一般的形而上学或建构一种科学主义的理论体系只是后世学者的想象,培根的真实意图则是确立与科学相匹配的自然主义哲学及其方法。培根试图以真正的归纳法引导和重塑经验主义,进而确立经验上升至知识的科学、合法的路径。培根不自觉地拓展科学的规范性外延,将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客观规律作为力量和公共福祉的源泉。培根将不断取得财富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国家视为其自然主义的现实效用,但是又最终将现存政治制度的完整保存与自发变革作为这种自然主义的终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