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论自然法之自然权利转向的历史语境

近代西方自然法的自然权利转向并非历史的基因突变,它是人类生存方式重大变革在观念上的反映。前现代社会是一种"群体本位"的社会形态,自然法从总体上表现为自然义务,现代社会实现了"个体本位"的转变,实践语境的量变反映在理论语境中就是自然权利胚胎的孕育,自然权利最终分娩而出。     

“科学形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效果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作为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形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近代科学”式的理解也造成了悖反的历史效果.因此,需要廓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它是西方传统上广义的科学；它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是古希腊以降真正科学精神的体现.     

现代性的多元面向与中国道路的超越性逻辑

现代性是指各个民族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转变的社会历史过程,它缘起于西方,其基础性逻辑是“同一性”逻辑,具有“观念面向”、“工具面向”、“市场面向”等不同内容,马克思对于这种“同一性”逻辑及其不同面向进行了系统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崭新现代性的突出标识,它在三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同一”现代性及其不同面向的根本超越。     

青年精神支柱的倾斜及重构

一、青年思想主轴的偏离理想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idea”,意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它作为民族文化深层的观念结构及核心部分,激发青年的情感、意志、激情,对未来憧憬、向往、追求。它是社会化进程的精神动力和人生之旅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但是,在西方社会思潮冲击下,一段时期里青年的理想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不少青年认为,“现在人人都讲现实,都讲实惠,还管什么理想不理想”。对原先追求的崇高理想实在久违了。随之填入这片“真空地带”的,则是西方哲人描绘的一幅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坚守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务,它的基本内涵是指礼教文化。但在西方语境中,人文精神简而化之也就是人的精神。综合中西方的理解,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人的情感、精神和整个内心世界的积极切入与把握。在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相比于西方的人文精神重信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更重实践,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     

论自然法精神及其对现代法治的意义

自然法精神即正义具有普适性,它不因民族和国度而异。现代法治要素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离不开自然法精神,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在现代国家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借鉴传统自然法精神可使我们获得很多教益,从中引出的人权保障、法律至上、权力制约等一系列宪政装置对于现代法治的确立至关重要。     

"唯一者的人"该死了与"有个性的人"要活着--与后现代人文精神对话

福科宣布 :人死了。这不是既定事实之判断 ,而是应然价值之判断 ,说的是唯一者的人该死了。关于福科的“该死的人” ,作为一种后现代人文精神 ,从西方传到国内 ,惊讶之余该是沉静的反思。信息时代活蹦乱跳的人怎么就该死了 ?但这“人死了”恰恰就是“后现代”主流话语中的最核心的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和“主义” ,它大体是西方思想家反思现代资本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代信息浪潮所存在的林林总总的问题而播撒下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创意 ,如果说有统一之处那就是对“现代”的反思和超越 ,其主流性话语则是反人类…     

关于“人文精神”的定位问题

本文分析和探讨了直接影响“人文精神”概念定位或界定的两个问题,即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问题和“人文精神”是否可套用某种现有特定模式的问题。文章认为,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当代中国应当弘扬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现实的国情。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文主义”,也不能套用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而应当在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及其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并塑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观念”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

“人的观念”的演变，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同频共振，为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进阶锻造了观念机理，也为审察和揭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规律特质提供了全新视角。社会存在为社会意识提供客观事实和理性真理的确证，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奠定观念上的合理性和解释力。“解除观念束缚、鼓励思想解放”是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不可少的先导环节，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观念变革，实现了观念转型和社会变革的耦合统一，使国家的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保持内在一致性，人的观念的推陈出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激活精神动力、奠定思想根基。     

诉权的自然法阐释

纵观西方国家的诉权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诉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权利观念的强化以及司法权的独立紧密相联的。而权利意识的强化和司法权理论的产生、司法独立的实现都与自然法学说如影随形,难以割裂。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法即使不是诉权发展的唯一理论基础,也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渊源。     

改革与社会心理背景

社会心理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的一种情绪和态度的反映。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心”,马克思哲学把它看作是社会意识的低级形态。虽然它与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是自发的,情绪化的,感性的,但这并不意识着它无足轻重。     

试论大学生社会化的几个问题——来自北大毕业生的综合分析与思考

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说过:“社会化—这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一方面,它包括个体通过加入社会环境和社会联系系统的途径掌握社会经验,另一方面(这一面常被忽视)它是个体积极活动和积极进入社会环境的结果。”这一概念体现了“人既是社会关系的客体,同时又是主体”的原则。本文认为,大学生作为青年中最为活跃、最具先锋性的群体在当前特殊的社会文化境遇中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积累与增长的承担者,还是人类道德能力与知识发展的保持者,他们正在和将要对社会的进步与良性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大学生的社会化应该包括适应社会和积极进入社会的双重任务。     

中国早期政党涵义略论

“政党”本系外来政治词汇，在近代“合群救亡”声中传到中国。人们在对它的接受理解过程中，经历了由“群”而“党”而“政党”的转变。清末民初的中国人认为，它是由精英分子自愿组成的、具有高度政治道德规范的、长期稳定的政治组织。这种解释，一方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政党的公开性原则，另一方面又承接了中国传统“君子之党”的公义精神，并对两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政党”问题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反映出“政党”在中国社会最初得到认同的基本状况。     

论平等观念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意义

何谓平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对平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因为平等是一个历史范畴。平等观念起源于古代的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在躯体构造和精神能力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本能地意识到“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原始的平等观。它同现今意义上的要求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观相比显然是不同的,但它强调一切人的乎等,认为“人就他们是人而言是平等的”,这一点和现代的平等要求是合拍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日益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思潮。它起源于本世纪20、30年代,主要是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西方学者教授的理论观点。它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195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梅劳·庞蒂首次把这种理论叫作“西方马克思主义”。1968年5月,大规模的法国学潮和工潮,开始使它成为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理论武器,从此,影响日渐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为一种机械唯物论,一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识的作用的哲学理论。     

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原动力

在法律文化的意义上考察,宪政源于古希腊人对城邦国家制度的热爱,他们认为参与城邦的政治就是最大的幸福,宪政则提供了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近代西方国家,基于对自然法理念的执著和社会契约论的解说,启蒙思想家始终致力于探求维护人的“天赋权利”,实现自由、平等、公...     

论孝文化中的自然法思想

孝文化和自然法分别是中西文化的优秀典范具有众多科学内涵要素,理念融合和价值契合处于主导地位:孝文化是中国(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浓缩;自然法是欧美(西方)法律思想的精髓提炼。孝文化有自然法渗透,契合自然法思想,自然法中有孝文化基因,既丰富孝文化的创新内涵,又为自然法思想提供创新作为领域。     

追问和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终极之善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个体与类所需要的终极之善。可以将这个终极之善先行标示为：找到一个能够持续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改变了传统社会财富匮乏的状态，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两极分化；创制了一个令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充分但必须合理表达政治意志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官僚政治又改造了西方国家错用甚至滥用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结构；创造了令每一个人自愿过一种整体性好生活的财富基础和社会环境。基于这个完整性的终极之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追寻各种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最为根本的是实现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观念革命，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人与人关系上的观念和人与自身关系上的观念的革命；通过制度创新将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这些根本性的价值原则贯彻到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之中；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培养出朝向终极之善的道德人格，并在反复进行的改革实践中将道德人格变成可以反复使用的实际能力，从而展现出优良品质。这便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国学与"新国学"精神

“新国学”是在国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立场和学术价值判断为基点进行开拓的新概念,是观念的变化,不仅需要观念、心理的认同,还需要学术、文化、主体、实践、审美等方面的认同。在众多的研究者论说中,它实际上就是新“精神”的倡导与实践,主要表现为学术精神、实践精神、主体精神与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