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君主混合政体

传统中国的政体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君主混合政体。这种政体总体上得到政治儒学的理念支撑,后者与君主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传统中国的君主政体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混合了贵族和平民因素:在分封制年代,它主要表现为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在郡县制年代,君主因素得到强化,平民因素也逐渐增加;至科举制度出现后,它已转换成君主制与平民制的混合。另外,治理权(君权与相权)的分解与制衡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君主／平民制走向专制主义。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官僚制：公共行政的合理选择及其完善

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对官僚制的批判,但韦伯提出的法理型官僚制仍然是现阶段各国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合理选择。官僚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发展和改进来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改进不代表颠覆,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的科层框架和法理型统治的基本特征自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因此,以这两项为主要标志的法理型官僚制依然是公共行政的主导模式。     

论官僚制的反功能

自韦伯提出理性官僚制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僚制的反功能问题,认为官僚制不仅仅存在正功能,而且会产生反功能问题,如效率低下、繁文缛节、保守主义等等.更有学者在官僚制反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来官僚制病理学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检视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官僚制病理学研究.其次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病理学研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

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紧密相连,特别是与现代性的理性有关.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官僚制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西方官僚制组织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想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论现代官僚制的双重困境

官僚制作为一种政府组织体制,奉行效率优先,体现了时代的工具理性精神.然而它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在官僚政府内,有官僚体制与行政人员之间、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之间、政务官与常务官之间、官僚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四大矛盾;在外部环境上有官僚制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矛盾、官僚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官僚价值与民主价值的矛盾等三大矛盾.官僚制政府改革必须同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才有望成功.     

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变革.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贵族政治必然会随着分封制的衰落和血缘关系的淡化及王室式微而渐趋崩溃.日趋激烈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要求集权体制代替分权体制,郡县制就是适应中央集权体制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政治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是任命制取代世袭制,集权制取代分权制,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     

论统治视角中的官僚制

官僚制理论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并作出了深入研究的问题。在韦伯之前 ,虽然也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 ,但只是在他这里 ,官僚制理论才第一次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而存在。在韦伯之后 ,官僚制的问题是 2 0世纪学术思想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几乎所有 2 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们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但是 ,所有谈到这个问题的人 ,无论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采用批判的眼光 ,基本上都是对官僚制作出了统治的理解。这就是官僚制理论和实践出现全面危机的根源。当前 ,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正在进行 ,要想真正有所建树 ,当务之急是走出统治的视角     

战后日本官僚制和政治经济发展

战后日本官僚制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 ,但它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战后日本官僚制由于其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使它在政策制定、与政党的关系、“铁三角”同盟以及政府主导制经济四个方面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 ,战后日本官僚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 ,战后日本官僚制弱化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阻碍了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造成了日本行政效率低下和行政腐败 ,导致了中央政府难以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此外它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发展到今天的战后日本官僚制 ,其改革势在必行     

不同类型组织的领导方式对决策成本的影响

官僚制体系组织与学习型组织在领导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前者采取相对集权的领导方式,后者采取分权的领导方式,而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决策成本.     

行政官僚不可或缺——读《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引发的思考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高效的组织形式,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和社会化大分工的需要,实现了从传统权威到法理权威、从传统专制统治到现代法理统治的巨大转变。正如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官僚制自诞生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过种种非议,无论是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是官僚制在实际操作方面的缺陷,人们都对之进行了系统批评。有学者指出,随着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兴起,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效率悖论的一种解读——兼评新公共管理运动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行政改革具有启示作用.     

论清代皇权下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

中国的皇帝通常用官僚体制对抗贵族政治,同时频繁应用"私人"官僚系统对抗公共官僚系统。这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官僚系统角色的这一戏剧性,在清朝尤为突出,通过梳理清代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说明官僚系统与皇权的互动及矛盾关系。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官僚制的弊端与创新——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思考

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西方文官制度中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因此,西方各国掀起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浪潮,摒弃官僚制,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中西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但由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