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刑事和解机制探析

实现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的有效运作需要明确检察机关在其中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能性质和刑事和解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其要对刑事和解过程实施内外监督,而控申部门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其成为刑事和解过程的主持者,同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遵循当事人意愿,依法、公平、公正地开展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工作。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探究

文章通过分析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一要建立检察监督制约机制;二要充实队伍力量,完善调查机制;三要制定相对确定的经济赔偿标准,实现最大公平;四要赋予刑事和解协议书强制执行力,健全当事人反悔的处理体系。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西方国家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之一,产生于两个社会背景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即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其源于20世纪60年代,与三个传统有关。在英、法、德等国已存在制度化的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与社区调解有着显著区别,其程序过程包括案件的提出与受理阶段、和解准备阶段、和解阶段及后续阶段。     

浅论新刑诉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此次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专门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这也是本次新刑诉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公诉工作紧密相关。因此笔者就新刑诉法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进行阐述,并就检察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了刑事和解制度。检察环节如何适用刑事和解,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刑事和解新规定的解读及对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检察环节的适用问题。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对策探究

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制度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律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文章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相关对策。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刑事和解制度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此项制度的推行对于提升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实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同等保护,尽快恢复被侵害的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对制约和影响对刑事和解制度良效运行的因素进行剖析,指出应从司法程序和立法的构建方面予以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有利于缓和冲突.然而,由于刑事和解内在的缺陷以及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完善,刑事和解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我们应当构建符合理性要求、良好运行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适用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许多人还不甚所了解,在司法实务界尚处于试行阶段。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章规定,但过于笼统。文本上的抽象性影响了实务上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探讨引入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区分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调解、案件私了之间的不同,以及进一步分析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     

刍议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尚无明文规定,但该制度所独具的优势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司法实践中也有了大胆的尝试。究其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司法改革试验的一个热点,无疑是近些年来实务中探索较多、理论上争议较大的一种新型案件处理方式。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并且以三个宏观框架性条款对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做出了规定,这对于有效应对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混乱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肯定该程序进步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刑事和解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检察机关近几年适用刑事和解的情况进行实证调研,认为我国目前的刑事和解存在适用范围界定不合理、不同程序之间衔接困难、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厘清程序之间转换的障碍、建立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等配套措施。     

对抗制·羁押率·简易程序适用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中的流行误区剖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抗制以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存在前提，以对抗性的文化为支撑。我国不具备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因而增强职权因素，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客观义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我国也不具备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条件，所以缩短羁押期限、减少办案环节才是我国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途径。     

侦查构造基本问题探究

本文对侦查构造的基本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对侦查构造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 ,对我国侦查构造的特点和缺陷进行了反思 ,进而提出了重塑我国侦查构造的构想     

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缺陷及完善

制裁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机制,对于实现法的公平与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程序性制裁的确立体现了程序性的独立价值,而我国的程序性制裁机制需要进行合理的制度改革与程序构建。     

试论辩诉交易制度的正当性

辩诉交易制度是根生于美国并发展壮大的一项简易速决程序，体现了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合作与认罪换来的法律上的从宽处罚。这种制度可以使被告人尽早地摆脱诉累，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针对我国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有必要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构建起我国以被告人认罪为基础，范围更广、分类更合理的有层次简易程序体系。     

论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重构

现行民事再审制度在具体设计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从立法宗旨,到再审发动主体、再审程序,都值得反思。重构民事再审制度,应当考虑终局裁判的司法权威,又保证错误裁判的可救济性,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安定,公权力慎重介入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在此基础上,对民事再审制度和程序进行健全和完善。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构想

现行行政诉讼法多元化的诉讼目的不利于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应确立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为唯一目的 ;过于狭窄的受案范围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公民权利的救济需求 ,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公民的政治、经济、劳动、教育等权利的救济均应纳入受案范围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利害关系人排斥在原告范围之外 ,显然与立法宗旨相违背。而将被告恒定为行政机关使大量行使公权力的其他组织的行为不受司法监督。因此 ,行政诉讼的原被告范围均有扩大的必要。行政诉讼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关于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证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一些关于控辨双方了解案情的途径。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把握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和全面开示原则，明确规定刑事证据开示的范围，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的程序。设置对违反开示义务的制裁性规定     

缺失与补正: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

基于侦查阶段有效防御侦查机关强力之考虑,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较多的诉讼权利.然而,法律只规定了诉讼权利的内容,未确立行使这些诉讼权利的程序性制度,导致法律规定的诸多权利未能从应然走向实然,无法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之立法初衷.为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分析现行制度缺陷,进而补正权利告知制度,以期真正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较为宽容,不象刑事诉讼那样积极排除。我国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先后经历了旧标准和新标准两个阶段。虽然新标准较之旧标准而言科学一些,但其仍然比较严苛,依其而定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还是十分宽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与法院对待民事诉讼非法证据应宽大为怀的基本态度有所不一。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重建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