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如何直面安乐死合法化

安乐死是全球性问题,在荷兰首创先河使安乐死合法化后,人们关注我国的立法走向。虽然安乐死立法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但是当前我国应首先突破现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使安乐死问题提上立法日程,解决安乐死实践与立法的冲突,使安乐死实践有法可依。有严格条件的安乐死最终会被大众、医学和法律所接受。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安乐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现代社会道德标准的非公度性,使安乐死成为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从伦理层面去探讨安乐死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原则,既为安乐死事件提供道德方面的评估标准,同时也为安乐死的立法提供参考依据。     

安乐死立法的合宪性论证

谈保护临终病患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则安乐死不可回避,而谈安乐死,宪法学当首先明确态度。可以说,任何研究安乐死的法学学者都无法回避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问题。而欲论证安乐死的合法性,则合宪性分析毋庸置疑应居其首,宪法不可能对安乐死采取熟视无睹或简单否定的鸵鸟政策。因此,将安乐死置于宪法环境下,以宪法角度切入,以宪法学基本权利有关理论为剖析工具,导衍出现行宪政秩序下如何定位安乐死争议问题在规范解决上的腹地,或能为我们提供思考指引,见另一番天地。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及途径

安乐死的争议由来已久,许多国家或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对安乐死作了非犯罪化处理。在我国,安乐死仍是一种犯罪。安乐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是生命自主权的体现,符合刑法谦抑、人道的基本原则;因此,安乐死应该非犯罪化。从我国国情来看,安乐死应该采取事实上的非犯罪化途径,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地向法律上的非犯罪化过渡,最终单独立法,以实现安乐死法律上的非犯罪化。     

安乐死立法问题再考量

完善的医疗制度是安乐死立法的基本前提,我国不具备这样的立法条件.医生和病人(安乐死主体)之间的充分沟通是安乐死立法得以存在的条件,我国目前的医疗状况远远不能达到.普遍的社会信任感是安乐死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我国在这方面还需提高.信赖医生是安乐死得以实施的保障,我国目前的普遍状况是对医生不够信任.笔者认为,安乐死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医疗制度关系最为密切.从价值判断看,安乐死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在中国目前的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之下,尚不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安乐死”是近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选择的方式 ,但却迟迟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 ,原因是安乐死在伦理上存在诸多困境 :死亡定义如何确定 ;个人有无权利选择死亡方式 ;安乐死的对象如何确定 ;出自病人自愿是否是充要条件 ;积极安乐死能否得到承认。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安乐死的实施扫清障碍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以日本刑法学中的争论为主轴

安乐死包括四种类型:纯粹安乐死、消极性安乐死、间接安乐死、积极性安乐死。关于积极性安乐死不受处罚的理由,日本刑法学界大多数从阻却违法性或责任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违法性阻却说和责任阻却说。关于积极性安乐死的合法要件,日本刑法学界主要通过1949年的东京受嘱托杀人案件、1962年的名古屋事件、1995年的横滨事件这三个判例展开讨论。参照这三个案件,积极性安乐死应当具备五个条件:(1)患者身患绝症,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剧烈的肉体痛苦;(2)没有治愈希望或治愈代价过于高昂;(3)患者的死期已经临近;(4)患者有同意缩短生命的明确的意思表示;(5)没有可以免除或者缓和患者肉体痛苦的其他替代方法。     

我国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探讨

"安乐死"的本质是医学上认为患有绝症的人借助于外力的自杀行为.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安乐死"有利于减轻患者的痛苦,有利于减轻其家属的经济负担,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安乐死"并不存在现实的社会危害,没有损害绝症患者的生命权,是尊重个体生命选择权的表现.在我国实施"安乐死"目前存在着四方面的问题.文章提出了实施"安乐死"程序的建议.     

论安乐死法律问题中的行动-话语结构冲突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指无痛苦、幸福的死亡。它的目的在于避免死亡痛苦的折磨,改善死亡前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临死者的尊严。从定义看安乐死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却很难被法律接受。本文分析了安乐死行动结构与自由主义权利话语之间的根本冲突,并指出安乐死权利诉求长期不为法律接受的状况与这种冲突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谁之安乐死——安乐死的行动结构理解安乐死的行动结构必须首先区分“行动”和“行为”。为了界定“交往行动”(Kommunikativen Handelns)这一概念,哈贝马斯强调了“行为”与“行动”的区…     

安乐死:在地下状态进行

安乐死是当今公众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尽管世界各国的民意调查表明,至少有60％以上的公众赞成安乐死,然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仍未对安乐死开绿灯,我国就是法律禁止安乐死的国家之一。法律是铁面无私的,然而在现实生活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和理性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人类越来越重视死亡这一客观事实,同时开始对生命价值进行反思,安乐死的思想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安乐死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伦理学视角对安乐死进行探讨,认为安乐死对传统价值观提出严峻挑战,其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     

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的探讨

我国学界一直没有承认安乐死合法化,也没有确立如间接消极安乐死的制度,作为对普通人死亡权的一种尊重,以及对减少疾病痛苦的有效方式,学者们一直孜孜不倦的研讨一种能够将我国传统思想和当代医疗技术安乐死进行结合的方法.但有一种声音却在逐步的放大,并且被大多数学界人士所认可,且极有可能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将安乐死作非犯罪化的处理.并通过这个初步方案对当前的安乐死行为进行规范,当成安乐死立法的有效过度,随着其发展逐步形成合理方案,迈向真正的立法.     

重提安乐死

４月１０日，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我对荷兰议会里投票赞成这一法律议案的４６名议员表示极大的尊敬。在荷兰，尽管先前并没有一部正式的安乐死法，但安乐死却被默许了２０年。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在荷兰诞生不是偶然的。安乐死不是一个新话题，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呼吁实施安乐死的和提倡“维护生命权”的，嗓门都很高。然而不管怎样，明中暗中实施和接受安乐死的现象，却一直不断。现在终于通过了一部准予安乐死的法律，这表明它确实是世人的一个需要，是一个挡不住的潮流。但这个…     

安乐死制度法律分析

安乐死历来是充满争议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涉及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外,法学界对安乐死问题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笔者认为,安乐死之争,不仅是一个市民社会如何理性对待生与死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民主国家如何作出恰当反应的刑事政策问题,更是刑法认识论的变革、罪行法定原则的功能机制的重新评定与犯罪构成模式的重新塑造等深层要求的必然。     

安乐死立法的法理思考

从法理角度对安乐死的合法化及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认为无论是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符合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从立法上来讲,仍需创造条件,解决安乐死立法的立法规划、立法移植和借鉴问题等。     

滑坡论证:质疑安乐死立法的伦理论证

近年来,安乐死立法成为生命伦理学领域内争论激烈的国际性道德话题,也因此成为滑坡论证质疑其道德可能性的对象。安乐死立法的滑坡论证主要有3种基本类型:1.逻辑滑坡论证是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可能性,然后把这种可能性当做现实性,因此很难得出可信结论;2.实证滑坡论证具有最大可信度,但实证的路径以明确的经验数据表明,立法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3.价值滑坡论证的要害在于以生命权否定死亡权。其实,生命包含生存和死亡两个基本要素,尊重生命权要求同时尊重生存权和死亡权。尽管滑坡论证并不足以构成否定安乐死立法的有力论据,我们却不能否认滑坡论证对安乐死立法的质疑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安乐死趋势

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我对荷兰议会里投票赞成这一法律议案的46名议员表示极大的尊敬。后来比利时也有了一部类似的法律。在荷兰,尽管先前并没有一部正式的安乐死法,但安乐死却被默许了20年。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在荷兰诞生不是偶然的。     

“安乐死”在中国：是耶非耶？——中国首例“安乐死”案当事人未能“安乐死”

1986年,王明成申请医院为母亲实施了中国首例“安乐死”;公安机关将他和执行“安乐死”的医生逮捕;6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告他们无罪。 2003年,王明成癌魔缠身,病入膏肓,要求医院为自己实施“安乐死”,未能如愿。最终在病痛的折磨中遗憾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安乐死立法的法理思考

从法理角度对安乐死的合法化及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认为无论是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符合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从立法上来讲,仍需创造条件,解决安乐死立法的立法规划、立法移植和借鉴问题等。     

追忆中国安乐死第一案

英国一名母亲在患有绝症的女儿的要求下,通过注射吗啡结束了女儿的生命。2009年12月25日,英国一家高级法院法官驳回了检察官对该母亲谋杀未遂的指控,判定＂无私而尽责的＂母亲无罪。此次判决与不久前的母亲给脑残儿子注射药剂致死的案例完全相反,在当时的案件中,那名母亲被判入狱9年。法庭结果宣判后,再次引发公众对安乐死合法性的争议。在中国,公众也对安乐死非常关注。自上世纪第一起安乐死案件至今,已过去20多个年头。但一直以来,法律都还未涉及到安乐死。在人权与法律碰撞下,安乐死应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