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博弈理论: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模式

双层博弈模式是关于外交谈判的理论。它把政治家作为战略行为体,认为政治家同时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政治家的外交决策是对国内和国际两个棋盘上面临的机遇和约束的双面算计。外交谈判可分为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对这两个层次的谈判,决策者都要同等认真对待,否则协议就得不到外国的接受或国内的批准,从而不能实现国际合作。自罗伯特·普特南1988年提出双层博弈模式后,又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拓展和深化,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该模式,提高了它的理论化程度,增强了它的理论解释力。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92-1997）

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后，英国改变了在香港政治体制改革上和中国密切磋商的政策，决定以更强硬的姿态行事。彭定康在谈判中借鉴了国际谈判研究中的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以违反常规谈判模式的手法，突破中方设定的谈判框架，最大限度地推进在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毁掉了两国此前达成的保障香港平稳过渡的直通车协议。英国这一不光彩的谈判策略表明，中国谈判风格理论过分注重中国在谈判中的特殊性，忽视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外方在与中方谈判时如果僵化地套用这一理论，势必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国内观众成本与印度国际危机谈判行为

传统观众成本理论关注领导人在危机谈判中创造和展示观众成本的能力,但是无法解释在观众成本很高的情况下,领导人为何做出有悖于国内观众偏好的选择。为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事件关注度和国内惩罚能力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并以印度为例考察领导人的危机谈判策略与面临的国内制约之间的互动机制。自独立以来,印度多次面临与中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主要邻国的国际危机局面,其采取的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往往被认为是不加选择的强硬战略。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印度危机谈判行为呈现的一味强硬策略并没有违背国内观众成本机制,恰恰相反,这是印度领导人面临有关国内制约的结果,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呈现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跨层次分析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跨层次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逐渐兴起,且主要围绕两种模式展开.一种研究模式强调国内政治如何作为国际体系(自变量)与国家行为(因变量)之间的中间变量;另一种则强调国内-国际政治互动的同时性,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方式.这两种跨层次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由于仍面临着诸多困境,跨层次研究仍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跨层次理论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的转移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由于在WTO／WIPO多边谈判中遇到强大阻力，发达国家近几年来将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该框架下的谈判实力失衡格局和互惠原则已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了高于（TRIPS协定》义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如下应对措施：加强区域合作、积极协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区域性网络、谨慎做出是否与发达国家开展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决策、在谈判过程中主动提出可行方案。     

从战略高度看中国加入WTO

自由贸易可以扩大贸易总量和生产规模，创造更多财富；而谈判条件是利益分配问题。尽快加入WTO，有利于中国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无论我们开放不开放，加入不加入WTO，都不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正式规定国内产业开放的时间表，使我们对于必不可免的外部冲击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尽快进行准备，加速完成早就应该完成的产业结构改造。中国与国际资本抗衡的根本资源，是未来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互动，加入国际规则与改造规则并行。国际规则有两重性，中国首先要加入WIO，然后才能逐步改造它。     

论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

当今，国际河流各流域国为争抢开发利用国际河流频发冲突争端，为此形成解决争端的方法包括国家间的协商谈判、第三方斡旋与调停、申请仲裁及司法解决等。其中，协商谈判的解决方式是首选，第三方斡旋与调停次之，司法解决是国际河流争端的最后解决方式。     

印度外资制度的国际法构成

印度的外资法的渊源有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两个层面,国际立法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WTO的多边协定、区域贸易协定、还有以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主的双边协定。WTO多边协定对投资的规定是极不完整的,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也使得WTO的多边投资谈判无果而终。印度目前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区域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来增进外国投资。     

《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出版

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刘跃进主编的《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于2010年4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万字，由5编40章正文和4个附录组成，通过政策与实践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传统与非传统两个视角、现实与理论两个方面，对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做了全面概括与论述，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年度报告，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资料宝库；既是备忘录，又是警示碑；既为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和现状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便捷的导读文本，     

行业协会对政策形成的影响--以中国国际快递工作委员会的政策参与为个案分析

本文以中国国际快递工作委员会在快递业规制政策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参与为个案,对行业协会参与和影响规制政策形成的要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体现为:指出国内经济学界“中国行政管制模型”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的局限性;验证了国内学者有关行业协会类型与功能发挥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论点,并提出了对中国现有行业协会准入规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为中国政治学中观层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是达成其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一方面,联合国主导下的缔约方大会具有较为固定的流程与规则,其谈判显示出连续性和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点。另一方面,主办国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充当着谈判管理者的角色,在会议外交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周期内,关键行为体法国和《公约》秘书处的作用和影响体现在会前筹备、会上谈判和会后落实三个阶段:在大会筹备阶段,形成有效的谈判案文和谈判规则,运用外交手段对重要国家展开说服工作;在会议谈判中,通过密切配合将会议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结合起来,掌控谈判形势,避免谈判的不确定性,力促各方达成共识,实现协议的最大包容性;在巴黎大会后,法国与秘书处继续合作,为《巴黎协定》的生效和落实提供政治动力。巴黎气候谈判的成功,实际上是传统国家外交能力与政府间多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关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微观因素,如会议外交机制与谈判管理技巧,也为理解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

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层次存在不同类型的利益关切,在不同的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优先排序。在双方对话与谈判过程中,为促进谈判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中美双方既可能运用议题联系的策略,通过引入新的议题来推动既有议题的谈判进展,也可能采取议题脱钩策略,打破谈判议题与其他议题之间的联系,以改变谈判的僵持局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现象,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主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案例,从议题联系和议题脱钩的视角,着重分析中美在双边谈判中是如何灵活捍卫己方目标和利益的,以期为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反复性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上的地位及与国内法冲突的预防和解决

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废除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与国内一般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低于根本大法———《宪法》和基本法律 ;由国务院核准的条约和协定 ,其法律效力与国内行政法规等同 ;而无须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国务院核准的协定 ,其法律效力与国内规章等同。这样明确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效力等级有利于我国积极主动地捍卫国家利益 ,亦符合国际实践的习惯作法。我国制定国内法 ,同时参与制定国际条约 ,首先应避免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出现。如果同位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潜在着冲突或已经发生冲突 ,我国应坚持解释一致原则和条约优先原则去解决冲突。     

谈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灵活和有效的方法

谈判,是最普通而又历史最悠久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在当代国际法中,“谈判”被许多国际公约列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法之一。事实上,在国际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国际争端都是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一、“谈判”的含义关于谈判的含义,联邦德国马克斯·布朗克比较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主编《国际     

《巴黎协定》下碳市场实施环境完整性风险及其应对研究

市场方法是减缓气候变化、降低减排成本的重要手段。继《京都议定书》灵活履约机制之后,《巴黎协定》第六条提供了减缓成果国际转让机制(ITMOs)和可持续减缓机制(SMM)两种碳市场机制,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很容易导致环境完整性风险。从理论层面看,影响环境完整性的因素主要有转让单位的质量、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多样性与力度、国际转让的稳健核算等。对此,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针对《巴黎协定》碳市场机制的实施,应从完善国际报告和审查制度、设定资格标准以及完善相应调整等方面来确保环境完整性。同时,我国在国内碳市场建设中,也需要不断强化碳市场制度体系与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碳交易实施的环境效果,为有效衔接《巴黎协定》下国际碳市场进行充分准备。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WTO体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争议的焦点之一。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标准引入WTO，而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中国作为wTO的重要成员国，应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与发达国家谈判，可以同意将劳工标准纳入WTO规则体系，但需坚决反对劳工标准的西方化；另一方面，应尽快完善国内劳工立法，达到ILO标准的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状况。     

外交决策的微观认知视角--对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几点评价和思考

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运用认知理论从微观层次研究国际政治的重要著作。他引入了“知觉”这一心理学概念,探讨了知觉以及错觉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从而为人们打开了决策“黑匣子”的一个运作机制及过程。他的理论精致到细微之处,对于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实践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但是,像所有的理论一样,杰维斯的认知理论也有不足之处,本文将主要对此不足与局限作一梳理和评价,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想法。     

《哥本哈根协议》：软法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作用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哥本哈根协议》被认为是一项并不令人满意的协议。但事实上，尽管它不具法律约束力，仍将推进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因为国际法实践已证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软法同样具有某种影响力，同样会促使国家完成相应法律义务。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应仔细研究《哥本哈根协议》的基本内容，在加强能源战略建设的同时，坚持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立场，适时把握国际气候立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