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俗—中华文化独特的风韵

在从公元916至1125年的200多年里,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帝国,统治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期间,契丹民族兼收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和契丹民俗。主要展现形式为服饰文化与发式特征、马具文化与辽代陶器以及契丹民族的墓葬习俗等。契丹民族的民俗特征展露了该民族的民族特性、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链条与佐证。     

民族区域自治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区域自治给予了高度重视。探索两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必将对今后的民族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恢复和完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就尝试着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由少数民族参与管理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开始了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到抗日战争时     

试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未来走向——基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考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对近年来“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平等也许是最好的民族政策”等观点的延伸，在政学两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所举证的国际经验教训及其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辨证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有选择性地加以借鉴吸收，可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云南跨境民族有关问题初探

跨境民族，就是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的同一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与民族的地域分界线是不一致的，正如恩格期所说：“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方的分界线相吻合的”。跨境民族是民族历史发展和近现代国际下政治作用的产物。在当今世界上，同一个民族生活在若干国家，一个国爱包括有若干个民族，并有若干民族跨国境线而居的现象相当普遍。各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于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感情，但由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方、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即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共同的历史文化，仍然决定了跨境民族整体的共同性和部分的差异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基本特点。同时，随着近代以来政治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作用关系也越来越强，处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受不同国家的制度、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各方面的互动性更加明显。因此，跨境民族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边疆民族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略论元代法官责任制度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蒙古贵族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它结束了宋、辽、西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长期并立的局面,重新实观了国家的统一,从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多方面的联系,并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元朝立国之后,共迫切任务是要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秩序,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的重大改革,有力地推进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其法律制度也高度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刑事诉讼制度。其中,法官责任制度的建立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历史证明,元代的法官责任制度,是周、秦、汉、唐以来制定的法官责任制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后明清两朝制定法官责任制度的基准。它在中国古代诉讼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这一部题加以探讨。     

浅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特别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一贯重视民族工作。他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把民族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立足民族平等,坚持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加快各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新时期正确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理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     

中共三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民族问题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纵观中共三代领导人解决民族问题,是一个不断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框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特色     

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民族问题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纵观中共三代领导人解决民族问题,是一个不断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框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理论与政策的基础上,着眼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和政策思想,体现了党的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回顾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建国年代的政治决断——新中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探析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纲的方式，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族治理的基本宪政制度。但这一制度确立的原因显然并非单纯的模仿前苏联政策那么简单。本文回溯了当时的政治语境，旨在表明这一政治决断的做出既是基于当时边疆特殊的历史政治形势所致，更重要的是基于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历史发展状况和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斗争的革命发展状况的一种现实判断。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进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进程”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变迁为视角，对三代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层面进行粗略的梳理研究，以便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体内容的研究提供一个总的理论框架。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以史为鉴的历史回顾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以史为鉴,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辉煌。     

近代中国少数民族权利立法保障述评

近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制度解体崩溃、民族平等法律制度孕育的重要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立法,对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其保障不仅有原则的规定,而且具体内容都有专门规定.表现出时代性、规范性、系统性等特点.历史并辨证的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对于客观评价新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制度和现状,探讨当前和今后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制度的新途径、新机制,不断完善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都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制度文明生成的政治学研究

制度文明塑造着国家的骨骼和精神,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性格。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制度文明问题,可以发现制度文明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诞生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从制度文明的内在机理审视,其生成一般要经历理念文明、规则文明、机构文明、设备文明的建立以及机制文明的形成等,在此过程中杰出人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定型与升级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创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发展于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既有一个创立之前的结构定型过程，是基于多党竞争制和一党独裁制的相继失败而进行的新创造，又有一个创立之后的平台升级过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政党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跃升。它循着自己的历史逻辑不断生长，带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发展五十年

本文概括地论述了建国５０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已较完整地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在中国发展到了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９０年代新形势下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谈儒学中的“人格理想”

对一个民族来说，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一个初步萌生、逐步演变、基本定形并进一步发展的无限的动态的进化过程。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理想定形于春秋战国之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中国文化经历了原始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已有了完备的统治结构和典章制度，为人格理想的定形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简论古骆越地区的官印与官制——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二

古骆越地区出土的官印反映的官制表明,在岭南的骆越族群由酋邦制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就有骆越邑君与北方楚国交往,并受到了楚国的册封。秦朝统一岭南之后,秦朝及南越国在各地区和骆越聚居区设置郡、县制度的同时,也采用了分封王、侯、邑君的制度与地方郡县分权,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两汉时期。中央集权郡县制、分封制与地方羁縻制度并行,就是古骆越社会在秦汉王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行政制度的基本特征。     

试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党治国的鲜明特点(下)

四、讲开拓进取，善于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推进理论和实践是因循守旧，还是开拓进取，历来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保持蓬勃生机、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开拓进取，关键在于它的领袖集团。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中央领导集体，肩负着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顶住一切内外压力，排除一切困难和干扰，胜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开拓进取、有所作为是其必然要求，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事实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雄辩地证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魅力漾濞 活力无限——漾濞彝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漾濞彝族自治县地处大理州中部，点苍山之西。全县辖3镇6乡65个村委会和1个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聚居有彝、汉、白、回等17个民族，2009年底全县总人口102800，其中彝族人口48266人，占总人口的46．95％。东与大理市、巍山县相邻，西与永平县、云龙县接壤；南抵保山昌宁县，北交洱源县，总面积1957平方公里，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江泽民民族精神理论初探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既是历史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又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并注重民族精神理论的建构。本文试就江泽民民族精神理论形成过程及其科学体系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