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刑法谦抑性:新自由主义法学语境中的考察

在新自由主义法学理论语境中 ,谦抑性刑法是法治社会的一种基本要求。作为正当行为规则的谦抑性刑法并非刻意设计的而是自生自发的。私法视域中的刑法应与其他私法性质的法律在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合理的范围界限 ,更应与政府指令性质的行为规则有明确的分界。非犯罪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 ,轻刑化的目的在于防止过度强制并应以刑事责任能力为基准把握刑罚尺度。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对烙印在刑法中儒家法律思想的祛魅审视——以法益侵害为视角

儒家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应经合义等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融入中国法律两千多年,在现代刑法中又以规范违反说等影响着犯罪本质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犯罪本质等问题做展开讨论,以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等争论为切入点,祛魅审视儒家法律思想在刑法上的传统烙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应以法益在客观上是否被侵害或威胁为标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为犯罪,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并将此贯彻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西方非犯罪化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

非犯罪化浪潮的产生和流行 ,对世界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既不能盲目跟随 ,也不能视而不见 ,要对西方的非犯罪化运动的背景、实质以及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比。非犯罪化浪潮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行为样态的调整要体现法益原则 ,以符合社会保护需要为出发点 ;二是定量因素上应该从宽入罪 ,保证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     

浅析特定主体“见危不救”的犯罪化

见危不救主要是指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重大财产处于危险状态或者公共利益受损时,行为人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以及有能力协助救助而不进行协助救助的行为。根据行为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身份"型和"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对于"普通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各国步调基本一致,确定了其非犯罪化的趋势,而对于"特殊身份"型的见危不救,像美国、意大利等大多数国家都已将其纳入刑法之中,而我国刑法尚未对此予以明确。目前,对特定主体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的讨论依然激烈,反对者多担心其入罪会导致道德法律化以及影响刑法的谦抑性等弊端,但综合社会伦理和法律基础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到人格提升、刑法完善以及当前世界刑法的整体趋势,将特定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策划·性侵未成年人的法律研究——从严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刑法解释的严格责任化

对待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无论在情感上还足在法律上，都应当保持最高关注、最低容忍，儿章最大利益原则应当在刑法上得到最充分的贯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既由于社会公众对刑法适用的不满意，也由于刑法本身未能实现最大合理化。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需要立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的一面，在当下修改刑法有关规定仍有争议、个案从严仍有不足的情况下，运用严格责任化的刑法解释来从严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严格责任化的刑法解释并非完全排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某些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在定罪机制上的严格责任化，将是对惩治全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有益发展。     

论习惯国际刑法的适用

习惯国际刑法指的是那些旨在制裁、防范国际犯罪,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且具有明显强行法性质的各类国际刑事习惯规范的总称。习惯国际刑法在国际刑法的实体和程序领域有广泛的适用;国家法院的司法判决有助于习惯国际刑法规则的形成,同时,国家刑法在适用习惯国际刑法裁判某一国际犯罪案件或者执行国际犯罪案件判决的时候,会与本国固有法律相冲突。     

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解构与借鉴

拖欠劳动者工资已经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救济措施未能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情况下，某些人渴望通过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的方式来解决。能否在中国刑法中增加“拖欠工资罪”在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中引起广泛争论。在规定恶意欠薪罪的各国刑法中，俄罗斯刑法最具典型性，对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的正确解读，能够为我国不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及途径

安乐死的争议由来已久,许多国家或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对安乐死作了非犯罪化处理。在我国,安乐死仍是一种犯罪。安乐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是生命自主权的体现,符合刑法谦抑、人道的基本原则;因此,安乐死应该非犯罪化。从我国国情来看,安乐死应该采取事实上的非犯罪化途径,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地向法律上的非犯罪化过渡,最终单独立法,以实现安乐死法律上的非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