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研究文学的现代性的根本目的,应当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研究文学的现代性必须和探讨社会的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必须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性和文情出发,来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反思、重建与中国的私法精神培育

作为法治秩序重要支撑的私法精神,根植于现代性的历史运动之中,也即现代性生成、反思和重建境遇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变化,导致了私法精神的当代发展和嬗变。中国是在现代性反思和重建背景下走向现代化的,因此,就应以反思现代性"信念来培育和重塑私法精神,推进中国法治秩序的早日建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

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遇到的瓶颈已经为许多哲学家所批判和反思,但仅从否定启蒙理性的角度批判现代性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不再存在论基础上去消解理性中心主义的做法也是流于表面。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思、重构和超越,从异化劳动入手,提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自由人共同体,才能使人回归本质,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资本、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现代性的生成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资本在催生现代性生成的同时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将现代化带入一个无法预测的、难以把控的风险社会。因此,要从根本上规避风险社会,就必须克服资本扩张的逻辑悖论,彻底颠覆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就当代中国而言,在借助资本的力量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必须用社会主义力量将资本纳入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民主、科学、法治与逻辑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倡民主、法治等12个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逻辑学在形成社会共识、完成社会理性化构建、促进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都起着最基础的作用,因而成为民主、科学、法治的前提和基础。逻辑人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普及逻辑常识,开启民智,教会人们讲理,从而形成人人讲科学、个个讲逻辑、全民讲道理的良好局面。     

现代性反思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以资本为原则的西方现代性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危机。中国道路是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追求全面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坚持和平发展的价值原则,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现代性与本土性交融：中国小康指标体系的演化、特点与反思

中国小康指标体系历经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其修订完善三个阶段。总体有如下特点：第一,有监测、评价、预警与辅助决策功能;第二,研制主体包括政府、科研单位以及学者个人;第三,监测评价范围覆盖全国;第四,指标类型囊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第五,以客观指标为主;第六,适用于1990-2020年;第七,依循＂基本小康＂——＂全面小康＂的路径发展;第八,属于现代化阶段性发展指标体系。尚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反思

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现代性成为当代哲学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思想,但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现代化必然推动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这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那么如何建构中国的或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就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现代性：追求与反思的交互

对现代性的探究和追问构成了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初始动力。面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学,在现在讨论现代性时日益凸显出强烈的反思精神,就是要面对现代性本身由西方向本土、一元向多元、对立向沟通转变的历史现实。现代性本身的讨论需要从方法和界限多个维度展开,在交互式的关照中进一步确定现代性的意义。     

公民社会对民主的推动及困境

在政治实践中，公民社会遇到了理论和实际上的困境，公民社会以强有力的自我调节功能，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向纵深发展。     

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三学社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民主党派组织,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1949年1月,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流变与焦虑——关于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审视

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中,先锋文学作为“现代主义”旗下的一员大将,显示出了其创作实绩,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审视先锋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窥见现代性在世纪末中国的流变以及文学本身由此产生的焦虑。     

观念、行为与制度——政治科学的现代性根基

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 with 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 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 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对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理论认知的反思

二元社会结构理论,无论其理论依据还是现实考察都缺乏可靠性。由此而衍生的中国农村问题对策也有内在缺陷。中国社会结构不是二元性的,而是行政一体化的。     

新文化运动中对贞节观的理论批判

古老的贞节观念影响、控制中国女性几千年,甚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更形成了评价女性的价值尺度、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新文化运动以其巨大的冲击力摧枯拉朽地破坏着传统旧中国的封建传统,其中就包括清算古老贞节观念的内容.先觉者们办刊物,发文章,打破了性禁忌的坚冰,从理论上批判贞节观的腐朽,并大力提倡新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使这笼罩在中国女性身上的巨大黑影终于开始慢慢消褪,不再面目沉重狰狞.当然,要彻底解决此问题毕竟还需假以时日,不能企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新文化运动对贞节观念的祛魅之功是怎样估量都不过分的.     

价值观分化与中国社会管理的反思与重构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思潮多样、多元、多变,价值观念分化,导致思想舆论统一难、对人民群众教育引导难。价值观的持续分化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尤其对于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价值观的分化与社会管理的推进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将使中国社会管理的理念思路、方式方法实现现代转型,使注重服务的理念、公平正义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转换,提升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实现更加科学有效、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目标。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基于企业、社会、政府的三元结构视角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的提升,使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而在现实中,它的推行却出现了困境。在社会三元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基于GDP的压力易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达成同谋,而我国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很难形成三方的有效制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使地方政府自身运作规范,并充分理解和重视企业在我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企业应具有企业公民的意识,并大力培育和发展NGO,通过政府、企业、社会三方的互动合作,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实现共赢。     

架起通向民主、科学、依法执政的桥梁

民主、科学、依法执政是一种执政方式的目标,真正地推行还任重道远。未来的目标与现实的冲突要求我们学会接受、平衡、协调和折中,以架起通向民主、科学、依法执政的桥梁。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诞生

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考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现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一领域已经占据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自1960年代以来,以"多原"和"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性已经逐渐确立,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经过几十年努力仍无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可以借助后现代性话语和思考方式探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