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想削减检察机关的职权

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倾向，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过多，应予削减。很多报刊媒体或刊载文章或“专家访谈”，大谈检察机关行使现有的某些职权存在种种弊端，建议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调整。此类观点大至有以下几类：一是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只能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不应当拥有自侦、批捕等权力，检察机关行使这些职权不受外部监督制约，易产生滥用职权、冤假错案等问题，同时也不符合国际通例，建议将自侦权划归公安部门或另设机构行使，将批捕权划人法院行使。二是关于不起诉权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起诉职能侵犯了审判权力，应予撤销；一种观点认为不起诉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会造成不起诉权的滥用，应严格限制使用。三是有些专家学者提出按西方国家模式将检察机关变为单纯的公诉机关，认为这样才能与国际上刑事诉讼“游戏规则”接轨。     

也论检察权的属性——基于宪政体制和历史文化视角的分析

对检察权的定性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从中国宪政体制和历史文化角度分析我国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     

论行政检察监督职权的扩展及其路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69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虚假登记市场主体检察监督案”反映出,检察机关突破了只能在行政诉讼监督过程中,间接监督或“穿透监督”行政行为的规定和惯例,隐蔽地实现了在行政诉讼程序外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直接监督。当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权进行适当扩展确有必要性。同时,基于功能适当原则和宪法法律的默许,由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作出直接监督也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在发现监督线索的渠道、行政非诉讼监督的目的、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影响等方面作出相应限制。今后,应当在以下三方面构建行政检察监督职权扩展的路径：以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以检察一体化作为履职依托;以指导性案例推进职权扩展。     

论中国侦查监督程序的完善——以确立检察机关“准司法审查”机制为路径

基于侦查权存在滥用可能的现实考虑，对侦查权的行使遏程进行有效的规制，尤其是强化对侦查权行使的外部监督是防止侦查权被滥用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司法审查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职能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不论从中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封侦查进行监督的制度建构上看，还是从具体程序的运行来看，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吸收司法审查制度中的有益机制，对中国现行的检察监督侦查的制度模式进行改造，使检察机关能够以中立者的身份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以期达到侦查监督程序的科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