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响应”政府回应机制：基于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的经验分析

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阻碍政策执行以及政府有效回应社会的重要因素。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自2019年正式运行以来,有效提升了全市范围内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12345市民服务热线构建了信息发现机制、信息下达机制、信息上传机制、压力感知机制,在四个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对市民诉求实现了近乎全响应的回应效果。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热线联动社会力量,在行政执行系统外部搭建信息循环机制,形成政策执行靠内部、信息发现和回馈两端靠社会的信息闭环机制,有效地破解了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等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以时间换空间：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对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考察

时间是政策创新的重要因素和资源,既有研究重在考察政策创新的共时性因素,疏于考察“政策主张转化为政策执行”的时序过程。令人感兴趣的是,一项时间上较新的政策,为何能够超越现有空间的限制被成功导入？本文以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政策实践为例,引入“时间-空间”线索,对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条件相对受限的现实空间,地方政府采取“时间先行的行动策略”,为新政策的导入扩散锻造条件。这种“因时造势、依势利导、以利蓄能”的“时空适配机制”,是新政策成功导入的关键。政策主体的“组织统合、前置营造”统一了价值认同,“还权增利”重塑了现有空间的利益结构,“试点示范”则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时空适配机制”超越政策创新线性演进的思维,强调政策主体“以时间换空间”的主动作为,形成了政策创新的新解释。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层领导干部要以过硬“政治三力”推进基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在基层,“政治三力”是基层领导干部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政治三力”越往基层越要接地气,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政治三力”,对实现基层治理创新意义重大。     

基层治理机制的“分立”与合力

针对当前我国基层社区类型多样、治理场景时常切换的特点,基层主体应注重储备治理工具,提升多元治理能力,发挥不同治理机制的相对优势,在治理分立基础上凝聚治理合力。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社会治理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这就决定着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初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要看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仍然面临着理念、体制、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必须汲取基层探索的实践经验,坚持走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关键,以制度为保障,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的新路子。     

创新安徽基层社会治理对策研究

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与实践不断升华,如何将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转化为安徽改革创新实践,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各界干部群众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安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继续创新解决。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

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层治理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为“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

基层治理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对基层治理的研究内容、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存在着研究内容严重倾斜、研究视域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结论雷同重复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着力完善内容、视域、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还应对基层治理中的行政分权、府际关系、地方自治等关乎当前基层治理中政治秩序的重要议题进行推敲、分析。     

基层治安治理中的“情治”逻辑及当代价值

情感治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是适用于当代基层治安治理的一种范式革新。情感治理深刻依附于传统中国乡土场域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映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蕴的情感脉络。传统乡土中国的情感治理主要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搭建、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的情感塑造和乡里个体的情感锤炼三个层面展开,将基层百姓纳入礼法秩序并使其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安治理结构。情感治理嵌入当下基层治安治理实践,需要调和柔性情感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培育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化、制度化情感,推进治理共同体由松散连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激活教化功能以平衡情感供需关系,弥补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治理缺陷,实现基层治安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人文化。     

基层治理中社区作用的发挥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基层治理必须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基本路径就是：坚持强化权威,以党为核心加强引导;坚持组织重构,实现合理分权职责明晰;发挥制度保障,实行法治坚持协同治理;突出社会整合,培育好中介作为治理桥梁;促进社会认同,在共建社区中优化成长环境。     

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如何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韧性治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韧性社区治理的发展大体经历以生态学、环境学为视角的恢复功能研究,从单一生态视角扩散到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风险"与"韧性"并置的风险应对能力创新研究等三个阶段。韧性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着"社会重大变革中传统社区未得到根本转型,韧性品质短板明显""共建共治的协调机制仍需完善,协同发展的合作韧性尚未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健全,基础配置韧性不足""大部分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区主体韧性难以提升""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韧性社区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数字化转型中韧性治理工具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探索新发展理念下韧性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主要在于:加强党统领社区治理的"制度韧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智慧";强化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