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

刑事诉讼中应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界颇为争议的问题。基于维护司法民主和促进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应赋予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上诉权,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研究

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是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忽视 ,它使得刑事诉讼原理自身陷入矛盾 ,并且与强化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的趋势相违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标识刑事程序从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重心逐步转向寻求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试论刑事被害人诉权对公诉权的制衡

刑事被害人诉权是刑事诉权的一部分,是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应有的基础性权利,是公民判断对自我保存所必要的一种宪法性权利。在刑事诉讼的历史长河中,刑事被害人的诉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中几度沉浮,在不同形态的诉讼结构中显现不同的地位。同时也见证了公民权利的历史变迁。本文拟通过对刑事被害人诉权权益属性的探讨论证其对公诉权制衡的内在合理性。     

浅议被害人上诉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本文认为我国应顺应世界性加强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趋势,在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被害人上诉权问题刍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了公诉案件被害人以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被害人享有上诉权对被告人的上诉权并无影响 ,同时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亦不妨碍诉讼效率的实现。因而 ,我国刑诉法应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     

也谈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上诉权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然而,缺乏上诉权的被害人只能是“半截子”当事人。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     

认罪认罚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求偿权、救济权等诉讼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被害人权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可以获得及时的赔偿、精神层面可以防止受到第二次伤害等方面。在实践中,对被害人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确认并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与被害人的关系,依法妥善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诉讼权利之重构

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但其诉权的不完整、程序设计中的＂证人地位＂以及相应的实体权利的缺失,使被害人并未充分地享有当事人应有的权利。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倡导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下,重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赋予其充分的程序参与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先与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并逐步实现刑事诉讼的＂四方构造＂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必由之路。     

论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与保障

上诉权作为被害人的救济性人权,具有公正、秩序、效益及科学民主价值,是被害人所有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但是,必须完善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实现。     

浅论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

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之一,是一大进步。但在立法和实际执法中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障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被害人的概念以及权利保护两方面就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     

论当事人诉权之保障

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运用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回溯民事诉权理论的历史源流,有助于分析我国民事诉权内涵的发展并提出新的认识。考察我国民事诉权立法缺陷和司法运行的偏离现状,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途径。在诉权保障体系构建之后。应着眼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社会现实,探讨对民事诉权滥用的制约机制。     

论完善庭审中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权利保护的缺陷,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法庭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庭审的作用。所以应在立法中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的量刑建议权;采取相应措施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免受第二次伤害;承认其与公诉人辩论的权利以及完善公诉案件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等。     

诉权的现代转型与民事上诉权之保障

诉权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实现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诉权是诉权的延伸。为了体现程序的公正性,保证当事人能够自由行使上诉权,确保上诉权行使的结果能够产生预期的制度效果,应当确立不利益变更禁止、民事裁定上诉等制度,允许自由撤诉,取消案件请示制度,严格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从权利行使自由、权利行使空间、权利行使实效等方面对上诉权予以切实的保障。     

刑事被害人代表人的产生与制约机制——以刑事诉权为理论支点

被害人在人数众多时可以推选被害人代表人参加庭审以提升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存在被害人代表人授权不明、与所代表被害人意见冲突等问题,应当从学理上分析相关成因。通过引入刑事诉权理论,推导出被害人可有限处分诉权,为被害人代表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被害人代表人应当首先由被害人自行推选产生,并由被害人向代表人以明示的方式授权,在协商不定时由司法机关作为兜底参与协商指定。通过事前对授权范围的限制、事中对被害人代表人的监督和事后被害人代表退出机制的设置,可以有效保障被代表被害人的利益,应对实践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人,应当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加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保障被害人的人权,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不会侵犯被告人的权利和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不会破坏诉讼结构.因此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最后陈述权,刑事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和对强制措施的异议权存在不完善之处。我们应通过修改法律,保障刑事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上述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避免造成新的侵害,对程序被害人的重大损失应给予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应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并保障被害人得到充足的赔偿;在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充分赔偿时,则应通过国家补偿制度防止被害人及其亲属因为犯罪行为而陷入生活的困顿。     

个体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本文从个体被害人角度出发 ,探讨个体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以期最终实现法治社会“保护人民”的根本目的。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地位的非当事人性

人权理念泛滥的当代法学环境下，我国刑事诉讼中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得到了诸多学者赞誉。反对之声也多是从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不充分性入手，力图将我国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打造成与被告人完全对等地位的第二公诉人。本文将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进行双重分析，论证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身份的非当事人性以及如何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实效而非形式主义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