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独立的国际法新探——以国家承认为视角

科索沃于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有些国家认为科索沃独立是科索沃人民行使民族自决权的结果.民族自决权包括对内民族自决权和对外民族自决权.对内自决权是各族人民都享有的权利,但对外民族自决权仅是特定民族享有的权利.对一个国家的承认会产生一定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因此国家承认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我们应当支持对合法成立国家的承认,反对给予违反国际法原则而出现的国家的承认.     

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

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实践转向"与中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以实践逻辑为中介,建立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发起了以话语实践、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凝聚了创建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共识,这一共识经过金砖国家机制加以确认,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国家机制创始成员国,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中国利用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新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析国家社会化的演进

国家社会化的起点是一个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或称为例外国家。在社会化进程中,例外国家经历排斥与接触,模仿与学习,内化与自我约束,维护、改造与推广等阶段,逐渐接受国际社会通行的规范,并将规范内化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准则,从而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通成员。在成为普通成员之后,国家将国际社会的规范视为应当维护的价值,并开始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化媒介试图影响其他国家,使它们接受和遵守国际社会的规范。因此,通过国家社会化的过程,国家的身份从例外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的普通国家和一个新的社会化媒介。     

外部承认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国家的诞生,意味着系统成员的增加,通常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政治学、法学的研究都表明,外部承认是国家诞生的必备要素。国家的诞生没有普遍的路线图,它是一种政治行为。当今世界的新国家均需裂土而生,会对国际现状产生影响。新国家的诞生需要外部承认,尤其是大国的承认。因此,反分裂斗争需要主动塑造国际环境。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国家承认”的性质和作用──试析“国家承认”的“构成说”与“宣告说”

关于“国家承认”的性质和作用，法学界历来就有“构成说”与“宣告说”两种意见。前者主张“国家承认”是新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后者主张“国家承认”只具备形式上的宣告意义。事实上，“国家承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项法律行为，在新国家取得国际法律地位上具有构成性的重要作用。提倡“构成说”，反对“宣告说”，有利于我国在现实外交斗争中排斥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     

《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由美国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后来不断被修正。我国《无线电器材管理条例》(1955)最早出现国家安全概念,1982年《宪法》对国家安全有明确规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细化了国家安全领域。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兼采"状态说"和"能力说"。在法律层面认知国家安全概念,需要整体理解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等任务,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厘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保障体系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权利。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论国家官员的隐私及其伦理限度

国家官员所据有的公共职位使其身份具有公共性并由此而有了与公共目的实现相关联的公开性要求.与此同时,国家官员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则使其呈现出私人性的一面并由此而形成了隐私利益及与之相应的不公开要求.虽然国家官员基于其公共身份所导致的公开性要求与其基于公民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开要求互为反向,但由于国家官员的公共身份与其作为社会单个成员的公民身份都是不可否定的,因此,这两种互为反向的要求又都各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只有在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才具有受到保护的合理性.而一旦国家官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则国家官员的隐私利益就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即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国家官员的相关私事或个人信息就是正当的.     

多党合作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刍论

软实力对外是国际政治博弈的手段,对内是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建构的目标。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载体,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前提与保证。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并存,软实力建设面临喜忧参半局面。提升多党合作的内涵与深度,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门径。     

从科索沃独立看国际法上的分离与干涉

科索沃问题的实质是国际法上的分离问题,国际法上不存在分离权,民族自决权也不包含分离权,因此科索沃不能主张行使分离权,更无权要求取得第三国的支持和援助,除例外情况,国际法禁止对他国进行干涉。对一国分离运动进行的干涉,侵犯了该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国际法从未允许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干涉一国分离运动。     

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已经引起世界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是国际社会重要的行为主体。因此，研究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能力体系的理论建构

从理论上说,国家能力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从实然上说,国家能力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国家能力就其内涵而言,可以界定为:国家实现其宏观愿景的能力。本文将国家置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和国际体系三个维度,从实然的国家活动出发,梳理了国家能力在各自维度的具体表现,构建了国家能力体系这一分析框架,并认为国家能力体系具有系统性、动态发展性、难以穷举性和非均衡影响性的特征。     

论国家承认和政府承认的性质

国际法中承认的主体是国家的政府。国家承认和政府承认具有密切关系，政府承认是核心。“宣告说”与“事实主义”是一致的，“构成说”与“正统主义”是一致的。“宣告说”或“事实主义”较为合理。承认更主要是个政治问题，会引起法律后果     

民族国家、风险社会与西方公民身份重构

公民身份是维系国家良性运行的重要构件。在民族国家的视域里,西方公民身份是在一个由多元维度动态交织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至少包括道德文化维度的同一性建构策略、国家赋权维度的功能分化建构策略、社会矛盾维度的排斥性建构策略。在风险社会语境中,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的建构情境、动力、空间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公民身份的基本问题约束,西方国家尝试在社会构成、民主范式、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重构公民身份的想象力。     

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问题探析

对于国家的国际犯罪及责任的争议一直不断。事实上，确立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合理依据。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可以通过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限制国家主权、国际制裁、惩罚性损害赔偿等方式得以实现。尽管目前并没有相关国际公约或条约对国家的国际犯罪及责任做出明确规定，但国家的国际犯罪却是客观存在的。在重视强行法和国际习惯法作为渊源的、并且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国际刑法领域．玟种珲论榛窬无疑具有雷粤意义．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民族国家是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以来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法理论证。当今世界,"历史终结"的断言和人类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论断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主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民族主义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民和本民族成员,发挥了政治黏合剂的功能;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可能激发狭隘的排外倾向,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冲突甚至战争。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生长之间的关联,承认其现代性的面向,同时寻求调和、冲抵民族主义内在的狭隘倾向,是现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选择。     

国家豁免之例外情行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的本质是处理好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问题,维护经济的发展。几百年来,国际主权豁免作为国际法中基本原则为各国所遵守。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的行为加入经济中,原来绝对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已经不能是有现在的社会。顺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具体理解国家主权豁免原则,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规定国家主权豁免的例外情形,承认国家主权的有限豁免已经成为十分实际的事。     

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

国际法的"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obligations erga omnis)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国家对其某些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国家责任的实践和国家责任的编纂中对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研究贯穿始终。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反映了国际法价值论的变化,国际体系是由并存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但是国际法的价值不应仅仅是国家价值,在国家价值之上,应有所有国家都对其享有利益的价值,即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主要表现为强行法对基本人权的保护。由之,国际社会之一切国家应有"对一切"的义务。同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应促使我们对国际法体系结构和国际法效力根据的再审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昭示出国际法中自然法的应有地位。     

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制度的渊源及特征分析

陪审制度最早源于古西腊时代的梭伦立法,英国被誉为现代陪审制之“母国”。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源于英国,但由于现实国情等因素,大陆法系国家又将移植于英国的陪审制度赋予了自己的特色。大陆法系国家陪审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陪审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案件的审理,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具有同等的职权,陪审员在诉讼过程中只参加法庭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