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图形创意中“形”与“神”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图形创意日益走向高度抽象化和过分标准化,使得图形中人文色彩逐渐淡化,商业倾向严重,以至于人们对铺天盖地的图文信息感到茫然和生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求图形创意既要准确迅速地传达信息,又要具有高度的娱乐和艺术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而要达到此目的,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丰富图形的文化内涵,提高图形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化审美体系中＂形＂与＂神＂的关系,亦即图形创意中＂形＂与＂形＂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关系,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大调解”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

通过对鄂尔多斯市“大调解”工作实际运行情况的调研,着重阐述了鄂尔多斯市“大调解”工作体制中的调处中心、调委会、法院等机构的设置、职责、工作模式及发挥的作用,具体分析了国家“大调解”工作在鄂尔多斯市表现出的地方特色,最后总结了鄂尔多斯市“大调解”工作的成功经验,揭示了鄂尔多斯市“大调解”工作在纠纷解决方面与国家“大调解”工作的宗旨和目标的契合,并为我国其他地区“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参考经验。     

闽东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的调查与思考

福建省将以自愿移民搬迁的方式解决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群众贫困问题的工作称之为“造福工程”，闽东民族乡村是“造福工程”的最早实施者与受惠者。闽东各级政府在实施这一系统性工程的过程中，从成立工作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到筛选搬迁对象、组织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这一工程的考察与思考，旨在为我省今后的反贫困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框架的初步构建——以中共八大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八大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载入史册。八大以苏联教训为鉴戒,结合自己的经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系统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宏观和战略高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框架。历史证明,这个战略框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迪。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纠纷与村落内部秩序的变迁——以坝村的家族关系为视角

村落纠纷的发生对村落内部秩序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坝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发现内部秩序的主体——家族——及其家族关系随之发生变化,附随着纠纷利益而相应发生分裂,关系及其伦理的位阶要低于利益的诉求,利益与地理空间契合,从而随纠纷一并形成地理上的共生利益集团。但由于伦理关系的本质无法质变,纠纷之后的秩序仍然要回复到原本的伦理秩序上,因此,时间和机会又拉回到纠纷前的自然状态。这便形成了关于他们的意义和集体的表象世界,展示的这种秩序我们称之为"钟摆型秩序"。     

民族习惯法中的“阿舅形象”考察——以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习惯为个案

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舅权曾经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氏族中舅舅对外甥享有绝对的权力,包括社会规则、生产技能、生活知识等各个方面,舅权对氏族中男性公民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舅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当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最终确立的时候,舅权变得日益弱化了,但并没有马上消亡,而是与父权一道在维持社会的平衡当中发挥着作用。本文即拟通过对我国少数民族当中普遍存在的的舅权现象进行分析,从舅权在民间规则当中的多种体现、舅权产生并存在的原因和舅权的特点三个方面对舅权进行阐述。     

瑶族村规民约的内容与固有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为考察对象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本文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瑶族村规民约的分析,指出六巷瑶族的村规民约受到瑶族固有习惯法的深刻影响,在主要内容等方面明显体现瑶族固有习惯法的痕迹,瑶族固有习惯法通过村规民约形式在当代瑶族地区发挥作用。     

瑶族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固有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六巷为考察对象

瑶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居住在我国南方的民族。文章通过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瑶族村规民约的分析,指出固有的瑶族习惯法对村规民约制定目的、具体程序、修订完善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影响,瑶族固有习惯法通过村规民约形式在当代瑶族地区发挥作用。     

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解——以郭沫若与孤军社论战为主的考察

郭沫若同孤军社的交往及论战,对他由文艺转向政治,接触学习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的郭沫若关注中国社会,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用"新国家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初步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及革命道路的认识和探索中去。这种理解和运用既包含有合理正确的判断与认识,也难免存在着宽泛和不准确之处。     

“文革”初期地方党政的作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上海市委扮演了两个角色。作为运动的执行者,它是比较积极地响应中央号召的;而作为运动的重要对象,上海市委要在＂夹缝中求生存＂。随着运动的深入,其对运动的掌控权渐渐＂萎缩＂,以至于有时不得不策略性地采取一些抵制措施。采取什么举措,何时＂积极＂,何时＂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发展以及其自身的＂安全＂是否受到了威胁。     

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分析——以国内政党关系变动为中心

1947年是战后国内政治局势变动最为剧烈的一年。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坚持中间路线的幻想随着国民党取缔民盟而宣告破灭，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坚持反动的内战政策导致国共和谈的破裂，使得国内政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1948年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共建民族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央“12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之九

本文从建导的角度学习领会中央12条应对民族问题“三个关系”方面的方略。全文集中诠释第九条,大致分成四个部分:首先强调准确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继而阐释我国各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的血肉联系,从而进一步指出通过“四个互相”的途径不断巩固民族大团结,最后归结于为和谐社会建导和谐的民族关系。     

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以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中心

清代习惯法是以法律社会学视角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好例证。本文以学者们对清代习惯法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论研究为例,探讨法律社会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新路径,在清代法制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对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略论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以西康司法改革为视角的考察

西康地处川边,是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近代以来,为防止民族分裂、促进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多次策划建省,屡经波折,最终于1939年为适应抗战形势而完成建省计划。国民政府在西康建省后,结合其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对司法制度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革。一方面,宣扬国家法典与程序规则,充分发挥国家法律的引导效能;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序良俗,将国家法定程序与习惯规则进行了相应的调适,既重视国家法律在边疆地区的规制作用,同时又将各种习俗惯例引入司法审判,体现了边疆司法的特殊性,堪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边疆司法改革的典型样本,对当前边疆司法研究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我国工伤认定“三工”标准的实施困境及完善——以高校教师为考察对象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作为工伤认定标准,但是没有对这三要素做出明确界定,从而缺乏可操作性,常常出现工伤认定困境,特别针对高校教师这类没有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具有随意性以及工作内容多种多样的特殊群体,因而有必要以与工作有关作为工伤认定的实质标准、以是否为所在学校或学生利益作为工伤认定的基础标准、坚持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作为工伤认定的辅助标准。     

法文化在民间的秩序与格局——以道真县仡佬族习惯法为视角的考察

一本失传多年的九天大濮史录揭秘了仡佬族这样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渝黔毗邻地区的仡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提炼,在传统和现实中解读其民族特征,对于当前研讨法治建设的本土化路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以事件为中心的青年网络虚拟社群研究——以“微笑局长”事件为例

青年网络虚拟社群发展阶段可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消退期四个阶段。青年网络虚拟社群的特征表现为社群形成的自由性和自发性、社群结构的松散性和开放性、社群互动的非平衡性、社群管理的自律性与他律性。青年网络虚拟社群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既有正面舆论牵引作用,也具有情绪的聚集和强化等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观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伴随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审时度势,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毛泽东的“法律观”、邓小平的“法制观”、江泽民的“法治观”,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思想对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对非减贫合作：模式创新与发展动向——基于“中非命运共同体”视域的考察

中非一直坚持构建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实现减贫脱贫成为了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如今的减贫合作新模式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方向,以多层次的共同体合作为主要架构,以共生性意识为行动理念,超越了西方减贫合作模式,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对外减贫合作模式的发展。中国对非减贫合作的模式创新推动了非洲减贫事业的长足进步,中非减贫合作在经济议题及非经济议题方面均出现新的发展动向,这也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互利互助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参考模板,有助于实现全球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