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入汉代郡县法秩序的儒术:以官方行为为中心的考察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西汉朝廷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此后,汉朝又不断地推进儒家的德礼之教向郡县法秩序的渗透,皇帝诏令及地方官的政务均为此种努力的表现。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律独尊时代,郡县是皇帝对民众之垂直统治的基点,法律则成为民众的唯一行为规范。然而,在重视儒术的汉代,郡县既是皇权统治的施展空间,也是朝廷将儒家的德礼之教付诸实践的空间。正因为此,儒学对郡县法秩序的影响不断扩大,此种影响的扩大则又是中国古代儒教国家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     

"人性化执法"三思

"人性化执法"这一提法不宜炒作,它反映了人们对执法与法治的一种误读.人性化实际上是法律自身原有之意,"人性化执法"的提法反映了长期以来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瑕疵,而且这一提法有可能助长"人情化执法"的弊端.     

"理性"抑或"怀疑":英美证据思想的"世纪之争"

对"是否能够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回答不同,将英美证据法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理性主义认为,可以而且应当运用证据证明事实,这是人类理性的直接表现.而怀疑主义认为,不可能或很难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由此,积极建设性的理性主义与消极解构性的怀疑主义萦绕纠缠,形成了证据法学发展的世纪争论,这些争论使证据法学领城...     

动物有权利还是仅有福利?——"主、客二分法"与"主、客一体化法"的争论与沟通

在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上,"主、客二分法"与"主、客一体化法"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首先围绕争论的焦点,即动物是否可以成为主体以及动物是否享有权利的问题,介绍、比较和分析各自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初步阐述两种语境下的法律关系结构及其运行.在探讨了沟通的逻辑起点后,又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两种理论沟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对《宪法》"序言"和"总纲"的修改建议

改革初期制定的现行<宪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当对其进行全面修改了.<宪法>"序言"中有关历史的叙述、个人的名字、阶级斗争的文字等内容应当删除,并增加国家性质、精神文明等内容;"总纲"部分在基本保留原有条文的基础上,其结构应有较大调整,先后顺序需重新排列,有些在其它章节规定的条文(如国旗、国徽、首都,国籍,修宪程序等)应放在"总纲"中较为合适,有些内容如经济制度应当作大幅度删减.     

"证据构造论"述评

证据构造论强调对赖以定罪的全部证据作"纵断的、立体的、有机联系的"分析,包括对证据如何产生予以关注,并主张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判断模式.证据构造论于再审程序中运用,主张"证据构造分析--证据再评价--(加上新证据后的)综合评价"的分阶段证据分析方法,使再审程序中对证据事实的分析评价具有"可视性",以防止法官的恣意.同时禁止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或加强原有证据证明力评价.在一审程序中,同样可以使用证据构造分析方法,同时限制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日本的证据构造论对我们有借鉴价值.其中有的问题,如证据构造改变禁止,是新的理论课题.鉴于不同的制度背景,证据构造论的内容需要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     

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

危机管理需要高效动员机制的支撑.相当长时期内政治动员成为我国危机管理的主要动员模式,这时的动员是一种"对社会动员"."由社会动员"在危机管理中不仅必要,而且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条件下,把政治动员作为危机管理动员的主要模式,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随着共产党执政方略向依法治国的转变、社会的逐步成熟以及有限政府模式的确立,使得危机管理动员从政治动员为主的"对社会动员"模式走向以社会自主动员为主的"由社会动员"模式具有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车牌尾号不要"4"

目前,羊城晚报有消息 说,广州近日起开始对新车牌 发号时,将取消最后位为"4" 的号牌。这是继深圳之后,广 东另一个采取这项做法的城 市。广东公安部门采取的这一 做法,在全国还属首创,然而 其意义究竟如何,值得人们思 考。 客观地说,在我国,忌讳 "4"的心态,和西方许多国家 忌讳"13"是一样的。西方一     

论重庆市"农转城'居民就业的制度保障——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

近年来,重庆市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脚步,大量农民因此失去土地.面对这一现状,重庆市政府普及了"农转城"政策,一股"转户"风潮随之而起,而"农转城"居民的就业也成为了一大难题.如何解决"农转城"居民的就业,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收益,关键是如何对针"农转城"居民就业难的问题从政策、制度等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     

浅析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兼谈对我国《海商法》第46条的修改

本文首先明确了承运人"责任期间"实际上是其合同主义务期间.然后又通过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义务的分析,并结合国际公约进一步阐明了承运人"责任期间"的涵义和实际功能.     

唐宋法律中儒家孝道思想对西夏法典的影响

唐宋法律中的儒家孝道思想对西夏中后期颁行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影响深刻,主要表现为同居共财、亲属相隐及依服制定刑三个方面。西夏仿效中原政治制度、儒学盛行、社会以孝为美德以及家庭亲属关系完备是其接受这种影响的主要社会原因。     

唐以前盗罪之变迁研究

尽管名称不一,但盗罪无疑是古今刑事法律均极为关注的罪名,今人也习惯于以财产性犯罪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盗罪。然而,在中国文字初创之时,“盗”其实是泛指“不正”“不当”之义的词汇;至战国时代,才被相对明确地用来指称侵犯财产的行为,但其“不正”“不当”之义也并未完全消失。此种日常语义的多层次性也影响到战国秦至汉代的法律对盗罪的设计,使盗罪一方面以非法取财为主旨,另一方面又保留着超越财产性犯罪之概念限定的可能,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含义复杂性。至魏晋南北朝,立法者们虽试图对盗罪予以分化或净化,但由于“盗”字的日常语义依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法律术语之盗罪的含义复杂性也无法彻底改变并最终遗留在唐律之中。     

故杀重判略析——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在《唐律》中,谋杀与故杀是两种既有紧密联系,也有深层差异的杀人罪名。与现代法律重谋杀轻故杀不同,唐代对故杀的科刑要比谋杀为重,其根源在于古人对犯罪恶性的特定思维模式。由于《唐律》没有直接言明对故杀、谋杀量刑差别的依据,使得明、清以至近现代的一些法制史学者对故杀在《唐律》中的地位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本文之写作目的即在于纠正这种偏差,为唐代法制的研究排除一点障碍。     

变革与转型:宋代“别籍异财”法的时代特色、成因及意义论析

宋代"别籍异财"法鲜活的时代特色为:由唐及宋初的妇女奁产不在兄弟财产析分之列,发展到北宋仁宗时的非因父祖财产及因官自置财产,不在论分之限;由唐及宋初的父母服阕后的合用析户,发展到北宋中前期的父母葬后即可辄析家产;由唐及宋初的父母主持不脱离户籍的"生分",发展到南宋时期的父母在世,兄弟之间的完全"别籍异财";由唐代对"别籍异财"者的严禁与刑罚,发展到宋代对"别籍异财"者的逐渐认同与宽容。宋代"别籍异财"法特色的生成不仅与家庭个体的财产权利意识高涨、已婚妇女的推动有关,更与家产争讼有关;其嬗变历程无疑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法律的近世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亦昭示了法律须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律哲理。     

浅析旧城改造中的正当程序问题

旧城改造作为一种公共利益,是房屋征收的一种形式,适用房屋征收中的正当程序的相关规定。但是由于旧城改造有不同于其它房屋征收形式的特点,因而法律规定了不同于其它征收形式的程序。对于这一程序的内容,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管理条例》颁布之前,已进行了相关的探索,该条例在之前的立法和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公告和听证等程序,...     

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家原则

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文本中不具有显著地位,且内容不够明确;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家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社会国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家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联邦宪法法院在发挥社会国家原则的宪法规范功能以及确定社会国家的最低宪法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一般与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以及社会国家的目标一起发挥作用,被用来为立法者设定社会权利保护义务或论证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唐代法律体系正确理解的转捩点--辨《新唐书》“唐之刑书有四说”并复有关观点

在分析唐代法律体系及唐律性质的史籍中,《唐六典》及《新唐书·刑法志》的有关观点曾起了不同的导向作用。《新唐书》由于错误地以“四刑书”概括唐代法律,违反了唐人“文法有四”的正确概括;《新唐书》的“四刑书说”促使后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唐代法律“皆刑法”的主张;“四刑书说”与其自身对唐四法的界定,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汉、北齐、唐、五代、宋、元各代政治家与史学界的概括之法相乖违;支持“四刑法说”之观点与方法皆失之偏颇。     

唐代民事法律主客体与民事法源的构造

从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契约文书中,可以概括并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唐代民事主体、客体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唐代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结构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体由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并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唐律的使用及《律疏》体制内外“法例”的运作

《律疏》在唐代的使用,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与文献证实;有关史书上的案例与《律疏》不符,是因有《刑部格》、议请制度与制敕断罪的影响;《律疏》以《刑统》的形式实际行用于宋代;唐代在《律疏》体制内外都有法例。在不同的法例之间,按照其位阶及性质,相互间可以发生取代、依准、类举、比附及补充等关系,以适应社会法律生活的需求。《律疏》的法律环境抑制了"判例"的产生与推广。     

唐王朝的法与刑

关于唐代法律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片面和局限之处,比如以往的研究过分依赖《唐律疏议》,以致连一些正史中的志、传及一些官修史书等基本资料都很少发掘利用。资料的局限难免造成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研究结论的重复,如果我们在资料方面稍花气力,就会感到唐代的法制有更多的教训和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对唐法(而不局限于唐律)更深刻的探讨与研究,也许尚需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