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转型中的社会重构:出发点、目标与行动——读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这要求我们为后工业社会的建构做出努力。本文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张康之教授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进行解读,认为该书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把握住了这一时代背景中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从此现实出发,揭示了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真正原因,并发现了"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时代主题。为了走出风险社会、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就必须依据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对社会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作者构想了在合作行动中进行新的社会建构的基本思路,并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实现社会建构目标的方案。     

论集体行动中的规则及其作用

组织是集体行动系统,一切集体行动的开展,都不得不求助于组织的形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序和有效率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因为规则于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一切组织都需要求助于规则,特别是官僚制组织,把对规则的建立和应用诠释到了极致。尽管规则带来的是行动目标的一致性,使行动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协调,但是,规则毕竟是一种压制人的力量,他使人异化为工具性的组织成员,泯灭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个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规则成了束缚行动者手脚的因素,让行动者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无法获得开展行动和随机应对的自主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集体行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种合作行动系统正在成长并可望取代现代性的组织模式。这种合作行动系统可以称作为合作制组织,它将告别对规则的高度依赖的状况。     

论合作行动体系中的规则

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都离不开规则,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规则的含义,因而,社会治理无非是建立规则和使用规则的活动,是运用规则和维护规则的活动。然而,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规则的形式和作用都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规则从属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巩固和行使;在工业社会,规则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它既被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被用来规范权力的行使。工业社会中的规则具有高度强制性,任何一项社会行为的发生,都被要求遵从规则,而且可以主要被用来防范越轨行为。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集体行动的方式从协作行动转变为合作行动,从而要求规则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功能也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合作行动中的规则是辅助性的,却又是合作行动的必要支持因素。在合作行动中,行动者不应被动地接受规则的规范,而是应当主动地超越规则的要求。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历史演进中的法治以及在当前的困难

法治既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在近代以来生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法治是具有历史性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被理解成仅仅适用于工业社会,是历史地生成的和具有历史适应性的。在农业社会,存在着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但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则是权治的。现在,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仍然会被使用,但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必将得到扬弃。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回顾法治生成的历程,并对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它存在着诸多缺陷,而且也仅仅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会显现出优越的社会治理功能。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法治的优越性将荡然无存。所以,我们需要在对法治的解剖中去寻求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传统的境遇

人是生活和行动在现在之中的，而所有的现在都包含着“传统”“当下”和“未来”三个维度。传统的维度对于理解以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现在”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价值，而在风险社会中，传统在“现在”中的复杂性却显现了出来，并与行动中的创新之间产生了冲突。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只是在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时代，才有着强烈的要求突破传统的呼声，那么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当下问题的压力，不得不通过创新去应对当下的问题，以至于必须与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现实来看，在20世纪后期，日常生活领域中已经呈现出了“非传统化”的迹象，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这种“非传统化”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议题——职能转变路向与研究范式变革

长期以来,政府职能议题得到了人们的持续性关注,已经成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共有主题。在政府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为了应对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以及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政府职能呈现出持续性增长的态势。20世纪后期以来,当人类社会逐渐从低度复杂性演变为高度复杂性的时候,既有的政府社会治理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治理失灵"的常态化和总体性在事实上宣告了政府通过职能增长来降低社会复杂性的行动的失败。在这种情形下,运用复杂性的理论视角来对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议题作专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度复杂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职能将会转变为引导型,政府将会通过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来与非政府伙伴展开合作,以共同应对复杂性的无限增长。政府职能的研究也将服务于对引导型职能的理论确认和优化,从实证主义导向的研究转变为一种以规范研究为内核的总体性研究。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论超越分工-协作的合作行动体系

工业社会中最具有普遍性的行动模式就是分工-协作。在社会实践的几乎所有领域中,都采用了分工-协作模式,从科学研究、教育到市场经济、组织等,都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开展活动。在人的从身份向角色转变的社会运动中,分工-协作发挥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由于分工-协作把人们安置到了社会结构之中,让人去开展角色扮演活动,而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基于身份去开展活动。在工业社会中,人的角色扮演受到分工-协作规定,但这种规定在表现形式上以规则的形式出现。当分工-协作模式得到了超越并建构起合作行动模式的时候,人的角色的外在性规定将为人的内在规定所置换。这时,即便存在着外在性的规定,对于人而言,也是暂时存在的临时性规定,而且要在得到人的内在因素响应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从分工-协作模式向合作行动模式的转变也就是合作制组织的生成过程,而合作制组织也就是人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的行动体。     

在风险社会中看权力及其表现

权力是一种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的社会现象，人们往往是在实体性的意义上来认识权力的，其实，权力是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力量。在力量对比中，权力发挥了控制、支配的功能。近代以来，在社会分化中出现了政治权力与管理权力，但政治过程中存在着管理权力，而管理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对比关系，权力取决于这种关系两极的状况，互以对方为权力存在的前提。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意味着结构性、制度化权力存在的基础丧失了。当然，在合作制组织中也可能存在着权力，但那必然是临时性的权力，仅仅存在于具体的合作行动中，而且取决于承担任务的需要。风险社会意味着结构性、制度化权力的终结，我们必须学会在没有了权力整合的情况下开展集体行动。     

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到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制度导向的,那么在人类即将走进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将会造就出一种行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的和主导的部分。工业社会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经典性的民主也可以说是制度民主。在20世纪后期,因为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制度民主显现出了不适应性,因而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试图弥补制度民主缺陷的新主张和新设计。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致使这些新的设计都无法真正得到实施。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将遭遇更多偶发性的事项,制度的刚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力,反而会形成阻碍。因此,社会治理应当实现从制度导向向行动导向的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从规则依赖向寻求道德支持的转型。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特大城市韧性治理：衍生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特大城市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双重高度复杂性,给特大城市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韧性治理成为特大城市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本源性方式与路径。重大突发事件特大城市韧性治理的衍生逻辑表现为组织、能力和行动三个方面。现阶段特大城市韧性治理面临公共组织适应性不强、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形成、危机恢复和学习能力不足、集体行动困境和自组织行动乏力等现实困境。据此提出如下突破路径：推进适应性变革,增强公共组织韧性;吸纳和优化多元主体,健全多元共治格局;强化规划更新和应急资源配置,提升危机恢复能力;构建共同体与常态化机制,提高危机学习能力;消除信息偏在和沟通梗阻,增强集体行动有效性;强化行动意识和内在优势,增强自组织行动有效性。通过以上路径有效弥补特大城市复原力与抗逆力不足的缺陷,全面增强城市韧性。     

论法治社会及其组织规则

法治是工业社会治理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法治以非常经济的方式供给了社会秩序。在组织这里,由于通过规则诠释了法治的精神,因而实现了组织行为的同一性和标准化,使组织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法治中存在着深深的悖论,而且,法律与规则的施行,也都是以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法律与规则在功能实现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因而,从组织运行的视角看,不是求助于法律和规则的规范,反而需要赋予行动者以更大的自主性。在工业社会中,集体行动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组织表现出了对规则的依赖。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构想的集体行动系统是合作制组织,这一组织会表现出对组织成员基于知识和智慧的自主性的尊重,并谋求道德的途径去规范其自主性。     

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

韧性城市建设是应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必要之举。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城市在住房、交通、垃圾处理、社会冲突、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控乃至社会个体和群体心理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危机。为此,"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需要进行适合人类时空变化发展的重构与转型,通过创新技术应用方式来建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背景下韧性城市治理范式,其重中之重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融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挖掘城市治理的内部韧性以发挥共治优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并动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措施,构建适应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理念,形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的普遍共识和实际行动,在充分考虑和评估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自然、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加快韧性城市建设。     

寻找非控制导向的合作制组织

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逐渐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社会控制也反映在组织之中。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组织就是控制导向的组织,所谓"管理就是控制",所描述的就是组织运行的状况。组织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身的控制;其二,是对环境的控制。组织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去实现组织目标。然而,人类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再一次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即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包括社会控制和组织控制在内的一切控制都陷入了失灵的状态。因此,在社会变革中我们构想出一种新型的行动系统,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是一个非控制导向的组织,通过合作制组织,我们也将迎来一种非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     

合作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张康之教授在《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中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合作治理模式,并通过合作治理去建构合作的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与合作的社会并非自然演进形成,而是人的自觉建构的产物。以建构为主线,从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两个维度对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思想作出梳理与解读。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 ,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 ,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 ,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 ,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 ,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 ,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