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夫云》与“望夫”情结——白族文学吸收内地文化的一个实例

《望夫云》及其“核心”《望夫云》在大理白族中可谓妇孺皆知。口头流传的比书面记载的丰富得多。据查,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之二“古迹”有“无渡云”条,仅二十字,有自然现象,无传说,无“望夫云”之名,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不见记载,明末诸书亦未见。“望夫云”之名出现于清康熙黄元治《重印大理府志》之“精气化云”条,也有了传说;民国周宗麟《大理县志稿》之“望夫云”条,始点明云起风作与石骡之关系。但清康熙问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下云:“赵州有洱海,土人诣大理府必由之。然风波甚恶,稍知自爱者,皆从陆路。其海中有望夫云起,则不     

民族档案《土官底簿》简析

关于《土官底簿》(以下简称《底簿》)的形成,《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土官底簿·提要》说:“凡明正德以前,云贵诸省土司爵代、因袭皆载焉。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牍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由此可见,《底簿》是明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土官统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明代推行土司制度的产物。明代设置土司的地区主要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广东的海南岛,西北的甘肃和中南的江西也有少量土司分布。《底簿》所录土官,都属文职系统的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主簿、土巡检一类,则《底簿》实出自于吏部验封司。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说:“是书所载者为土官,而土司不在内,则出自吏部验封司案牍之文,即编缀土官袭职存档,以备稽查者,故名为底簿”。     

《〈天问〉义释八则》商榷

易重廉同志《〈天问〉义释八则》(以下简称《义释》,载《求索》1981年第3期)对《天问》中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引证广博,内多新见。但其中有些似乎还可以商榷。 一、“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义释》以“愎”作“复”,解为招魂之义。但是,上句既然是说禹招鲧之魂,下句主语承上,也当是禹,这就无法解说,又与《义释》以为“变化”指“鲧死化龙、化熊、化山诸传说”,主语当是鲧之说发生矛盾,除非加字不能解通。而且,前人未言及禹有招魂之事。《礼记》乃收集列国时各国礼俗所为,仅据此     

古人系尾新证

我国古代有系尾之俗,即衣后饰尾或剪裁成尾形。《说文》尾部: “尾,微也。古人或饰系尾,西南亦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水经注》卷37略同): “(盘瓠之后)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略同): “(哀牢夷)衣后著十尾,臂胫刻之龙文”。今世学者据上述记载,多认为衣后饰尾乃     

谒西南联大纪念馆

我两次专诚拜谒一所旧去的大学,它被陈列在一座年轻的纪念馆里,暗发辉光。我有时其实就生活在这所大学的遗址上。我朦朦胧胧地感到,这所只存在过八年多的大学,千年间曾未有过,千年后也将军有(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则言:“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天问》考析

《天问》是我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之一,它和《离骚》《哀郢》《怀沙》《九歌》等一起,象串串璀灿的明珠,在中国文坛上闪射着耀眼的艺术光彩。《天问》又是我国战国时代的哲学名著,它以独特的方式,参差历落,圆转活脱地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日月运行,人类起源、神话传说、历史兴亡大事和当时楚国国策、个人前景等等,几乎无不问到,正如鲁迅评《天问》时说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可以说《天问》是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疑问体的政治哲理诗。 由于《天问》的内容丰富,在流传中又有错简     

知荣明辱立雅德

荣辱,属于道德范畴,凡人皆有荣辱意识。做人德为先,先贤哲人皆倡导“志于道、据于德”,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孟子则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东汉的王充讲“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北宋的司马光则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王安石亦道“所荣者善行,所耻者恶名。”历史昭告人们,一个具有高尚人品、完美人格的人,才是“大写”的人;有大德的人,才能立大志、干大事、创大业、建大功。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社会集团和社会的人都有自己的荣辱观。荣辱问题非同小可,它关乎人的思想品德、民族素质乃至国家形象。不…     

《舜典》 三危考

迄今为止关于《舜典》三危所在的主要观点都不能成立,这些观点都存在系统性的问题,其核心证据都有致命的缺陷。数词＋地名是上古与部族迁徙有关的表示空间位置的特有语词模式。三危不是一个地名,危才是地名,三危是一个数词＋地名的词组而非词,因而三危不是指一个称为三危的地方,而是指三个称为危的地方。古史中,部落间战争战败者往往被安置在战胜者的主要活动地区, 而不是被远远地流放到偏僻蛮荒之地,所以三危的合理区域应该在尧舜的主要活动区域。 殷商卜辞中发现的三个危地与《舜典》三危所指应该相同, 其具体地域应大致重叠。尧舜时期三苗并未被窜往尧舜主要活动区域以外的地方,更没有被窜往遥远的西羌、 西南乃至今缅甸萨尔温江流域。 西羌地区的古羌族及其他部族的源流与三苗无关。     

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

《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前人对“鸱龟”句的注释各持己见: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系指鲧治水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这显然是望文生意,并无根据。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详其文势,当与下文应龙相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这看法是有创见的,但他却又不能正确对待鸱龟的含义,以为鸱龟而能献曳衔之计,不过是“无稽之谈”。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是象征“障堤绵亘,若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此出于同事者之谋,但鲧误听耳。”这看法提出了鲧筑堤导水的方法系“出于同事者之谋”,可与朱熹的说法互相阐发:但他也不能正确对待     

明初流寓云南的日本僧人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有这种往来的事实。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古迹》载:“日本四僧塔,在龙泉峰北涧之上。逮光古(“逮”字误。光古非日本僧人,说见后)、斗南,其二人失其名,皆日本国人,元末迁谪大理。皆能诗、善书。卒学佛化去,郡人怜而葬之。”元末日本僧人迁谪云南之事,钱谦益《列朝诗集》载“国初,日本僧入贡者,多谴谪居滇南。”王宗载《四夷馆考·日本国》说:“洪武十七年,僧如瑶又来贡,坐通     

不平则鸣

闲读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见其有质疑唐代韩愈之条,不禁莞尔。韩公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呜。”（《送孟东野序》）洪迈生疑：“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则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呜,伊尹鸣殷,周公呜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乎’也。”他认为,为不公平事而愤慨是常理,然而皋陶、大禹、伊尹、周公等“善鸣者”皆为声名卓著的成功者,     

孙中山与彝族辛亥革命志士余健光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五月七日，孙中山在上海为胡汉民撰写的《余健光传》亲笔爱书数语为序：“健光之死也，民党知与不知者，皆为四伤，以谓使天假之年，获意其志，其所造当什百倍于今日也。惟位光则固以奋斗而死，自有志于革命以来，真所谓一息尚存，未尝少懈者。其生平自接，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故不问健光所已建树于国家社会者奚若，而即此奋斗进取之精神，已足以移传于多数后起之青年而不朽，我知健光无复遗憾矣。健光与同志助英士数年，英士多病，健光独强健年少，顾英土不死于病而死于敌，健光不死于敌而死于病，均出常人预测之外…     

论道德的教化

荀子在《王制》中指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在《尧问》中有“礼仪不行,教化不成”的论断。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教化理论的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教化的论述很多。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指出:“故曰:尧舜之民,可北屋而封;桀纣之民,可北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对教化使用最多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实性》中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在教,则质朴不能善。”“教化堤防之……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莫不以教化为大…     

多学赵槩“慎独自警”

近日读徐度的《却扫编》:赵康靖公鰖,既休致,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有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豆亦不复投矣。”读罢,深为赵鰖的自警行为所震撼。近年来,媒体上常有巨贪入狱的报道,小到村、乡干部,中到县处级,大到厅局级乃至部省级干部都有触及。这些罪犯的具体赃罪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放松自我警示,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以权谋私,总是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开始,…     

关于《天问》中羿的分化

《天问》载: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皆归射(?),而无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冯珧利玦,封豨是射, 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在古史上和传说上,羿和益是两个人。本文的目的,不在解释以上所举《天问》的每句的意义,而在说明羿和益,和     

“兼爱”只是“爱无差等”吗?——墨家“兼爱”说新诠

学界多用“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之内涵。然考诸《墨子》文本,此一解说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墨家在《兼爱》《天志》《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论的“兼爱”,表示的是一种“所有人应爱所有人”的理想之爱,具有交互性、周遍性与相若性等特质。“兼爱”的实质还在于“施由周始”,即施为者面对施为对象,皆秉持“视人如己”和“爱人之亲若爱其亲”的态度一体加以对待而已。而“爱无差等”则语出孟夷之辩中的墨者夷子,主要用以表示一种不区分“己之亲”与“人之亲”的同等之爱。据此观之,以“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并不能完整揭示出“兼爱”所强烈追求的“周遍性”特质,从而可能会窄化和简化墨家“兼爱”说的丰富面向。     

孙中山关于开发大西北的经济方略

8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他亲手起草的第一部中国经济建设专著《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开发大西北作为中国经济全面发展之基地“的经济方略。何谓“开发“?“开发“的意义何在?孙中山深入浅出地说:开发犹如“货弃异地,犹如珍宝在铁柜,若无钥匙,终亦死藏而已。广东俗语有所谓‘失匙夹万’者(夹万即铁柜之类),中国之贫,正坐此病。倘能用其聪明智识,从事开发,则吾人自身之幸福与子孙之幸福实夫涯矣。“而中国西部“包括西藏、青海、新疆之一部,与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方,……皆有最富之农产,最美之牧场。但此伟大之境域,外国多有未知者。“如何利用和开发这一片宝藏,就是孙中山开发大西北经济方略的核心。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大西北的地理、交通、经济等方面的特定状况,主张开发大西北应该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第一,孙中山认为,开发大西北最重要的是建设铁路。他说“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西     

浅谈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西南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行医用药经验。藏医、傣医、彝医、壮医、瑶医、侗医、苗医等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精华,已经或正在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丰富了祖国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宝库的瑰宝。 一 西南各族人民在长期同病疾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民族特点鲜明。对医治多发病、疑难怪病有独到之处。 壮族是我国南疆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医学源远流长。萌芽于先秦,又经两汉六朝,尤其唐宋两朝发展较快,那时即创立了多层次结构的10多种疗法。从广西“柳江人”遗址（柳州）、“贝丘”遗址（南宁）、“甑皮岩人类”遗址（桂林）中所发现的砭石器、小状器、兽骨、角针以及陶片等物品看,即是壮医后来常用的“砭针”、“陶针”、“角疗”、“骨刮弓”医疗工具的原型。近年,考古学者从武鸣县战国墓中挖掘出土的两枚铜针,说明壮医很早就探索和创造了“针术”和“角疗”的治疗方法。《山海经·南山经》记载的“祝余”、“迷谷”等品。迄今仍为壮医常用药物;《黄帝内经》也记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雾露之所聚地,其民嗜酸而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里的“南方”应当     

中国书画的至高境界 “天人合一”(上)

中国书画的传统思想观念历来是“人与自然 ,玄同彼我 ,冥于大通”(《绘事微言·画有自然》)。这种见解均出自支配中国人思想二千年之久的儒、道两家。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 ,“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上》) ,又说 :“吾与日月参光 ,吾与天地为常。”(《在宥》)庄子则说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又云 :“人与天 ,一也。”(《齐物论》)这正是传统书画家们所崇倡的“天人合一”。自古鉴赏家曾将中国绘事的优劣分为五品 :“自然者为上品之上 ,神者为上品之中 ,妙者为上品之下 ,精者为中品之上 ,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立此五等 ,以…     

从黑水公司看美国私人保安体制

美国黑水保安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军事公司之一,而这个保安公司名字被世界人民所熟悉,是源于2007年9月16日发生在伊拉克的"黑水事件"。根据《世界知识》杂志报道的内容:2007年9月16日,负责保卫美国驻伊外交官的美国保安公司——黑水公司车队,经过巴格达西南部的曼苏尔区时,几枚迫击炮弹在远处爆炸。黑水公司的保安人员即要求周围车辆立即停下。而没有停下的汽车遭到保安人员扫射,车上的一对夫妇和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