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今后我敢相信谁?

3月1日,《艾滋病防治条例》正式实施,中国艾滋病立法迈出了第一步。艾滋病的危险不只是在疾病本身,它是牵动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的综合性的“症候群”,将艾滋病防控纳入法制轨道迫在眉睫。感动中国的“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告诉本刊:诈骗比歧视更可怕! 自2003年以来,社会上的骗子更是“特技”五花八门,不但医药系统行骗,而“特技骗子”多以“艾滋救星”为名,设陷阱者何其多,而他们也真发了大财。高耀洁估计,她收到的各种电话,信件以及找上门来的人中有2／5含有骗术为了发财,2／5是无奈求助,1／5是为了协助她的工作。施骗者的陷阱,到处可见,手段之高真令人莫测! 中国某些地区的艾滋灾难牵动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他们慷慨解囊相助。而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家伙们,却发现“致富”时机已到,纷纷跳了出来,有的四处游说“圈钱”,有的成立组织,建立“关爱之家”、“红丝带”、“艾滋孤儿救助协会”、“艾滋病研究教育所”等等等等,还有人要“接高耀洁的班”成立基金会,手段花样应有尽有。高耀洁义愤填膺向本刊表示要写文章揭发,有人制止说,你不能揭发,国内外有人知道真相就不给钱了。但高耀洁说:“我也不忍心看着让这种种陷阱蔓延下去。”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缘何成被告

一个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一个自称“民间药物研究者”,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湖北,高耀洁到底怎么惹了李德敏?李德敏为何要告高耀洁侵权?     

"民间防艾第一人"遭遇侵权官司

意想不到的诉讼 收到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应诉通知书,高耀洁老人惊讶于自己会在古稀之年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诉讼中去。 今年77岁的高耀洁老人原是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妇科教授,是省内外妇科方面     

如今的高耀洁

人物:高耀洁,女,山东曹县人,生于1927年。多年来共花费近百万元自费印刷防艾宣传资料、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 ,但远未“达致”。而要实现“达致” ,关键在于大张旗鼓地倡导“宪政中国”主张 ,排除万难地建设一个“宪政中国”。而之所以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民主中国”、“法治中国” ,不仅是因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比其它用语更具优越性 ,而且还因为这是中国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交点钱就是"中国驰名品牌"假协会暴露评比"潜规则"

交几万元的“参选”费用,就能使你的企业产品得到“中国驰名品牌”的称号。这样的“好事”,你愿意做吗?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在其网站上声明,从未成立过所谓的“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协会”和“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两家“协会”开展的“中国驰名品牌”评选是一个大骗局。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应对WTO的基本战略——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科交叉之分析

从“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定位出发,以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利益”、“正义”、“观念”等要素分析中国应对WTO的战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首先,中国应积极参与WTO的“造法”活动,力争在其间发挥倡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其次,对待WTO法律体制,中国应务实地处理“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之间的关系;再次,对于WTO中国际“分配正义”的诉求,中国应注意缓解“应然”目标与“实然”状态间的张力;最后,中国应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重视在WTO中充当南北国家之间“桥梁”的角色。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     

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化——中国国际私法发展之路

在中国,国际私法是一个舶来品。它是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维新倡法运动而传播到中国。中国国际私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特征。然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要求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必须实现从“拿来主义”到“本土化”的转变。     

“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略论唐宋明清时期的贱民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

引言 “尊尊之中,寓贵贵之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用“差序格局”几个字来形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上下、贵贱之间,莫不有严格的分际和分野。“贱”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两重含义,一是“贵贱”之“贱”。四民当中,贵者为士,农工商则是相对的“贱业”;二是“良贱”之“贱”,四民为良,四民以下为“贱民”。中国很早时候就有“士农工商”     

中国司法制度中首次设置女警始末

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维护地方治安的司法人员,通常被人们称为“捕快”、“巡捕”、“刑捕”、“差役”等等。地方治安工作基本被界定在“抓捕”和“刑侦”的层面上。可以说,现代警察制度,应该是在清末民初传人中国。在此之前,女性始终被排斥在警界之外。在社会上出现女子警察身影,并成为一种正式的行业,应追溯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代女子警察。     

律师本色是青年——贺卫方教授在“第四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今天与律师的交流非常特殊,这是“中国律师论坛”旗下的“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第一次”,往往都是针对非常古怪的“第一次”,但对我来讲,今天的“第一次”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能够在本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与大家交流最近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为了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论坛的组织者,感谢每个参与论坛的律师。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在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律师本色是青年。看中国律师发展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所以说“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实际上就是…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知识社会学理论,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上,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理论勾连,为其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阐述“法律理想图景”对于法律哲学的重要性,“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结构下的中国的必要性,寻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现实紧迫性,最终使邓正来先生的“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得以真正出场。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论者极具意义,但同时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也有着某种限度。     

中国古代法典传统与当代生态环境法典编纂

“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法典与当代生态环境法典共同的形式特征,“法律自然化”是中国古代法典与当代生态环境法典相续接的实践理路。中国古代为克服“诸法合体”的弊端,形成了“统分结合,以类相从”与“繁简适中,形式多样”的法典传统。当代生态环境法典应坚持走适度法典化道路,建立特殊于普通法律的法典修改机制,借鉴古代法篇续造的法律传统,采取法典法与单行法并行的立法模式,以保证中国生态环境法典兼具综合性、体系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中国古代法典秉持“天人合一”理念,在“法律自然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模式”。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向本土“生命模式”回归,克服近现代环境法典过于倚重“技术模式”的弊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引,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