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平与收入分配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调节收入分配将成为当前改革的一项重点。而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每个企业和个人都需要与金融打交道,金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     

权利平等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效工程

收入分配改革的命题不是简单的收入＂差距＂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公平＂问题。公平分配是以权利平等为依据的,有多少权利就能获得多少收入;权利决定收入,权利不平等则收入分配就不可能公平。收入差距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职业之间、级别之间的权利不平等直接对应;权利,在内容上按经济市场、公民社会以及政治国家三大领域归类,在结构上按归属权和行使权划分,则可以发现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或者相反的特性。收入的公平分配,关键是从多方面保障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     

规范分配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收入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根本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在城乡、地区、行业、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普遍存在;收入不公对构建和谐社会会产生不利影响,容易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落实收入公平分配措施,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PX项目选址引发的环境正义分配问题思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PX项目等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所带来的生活与经济利益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如果污染问题处理不好,其带来的环境破坏力将延续至子孙后代。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环境正义分配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环境正义分配是现代社会正义的延伸,它代表的是社会经济利益的正确分配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享有公平完整的自然环境资源是每个人的权力。     

社会分配法的价值范畴分析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分配法的基本价值范畴,是一个由平等、自由、公平、效率等要素性价值目标构成价值体系。但是,在不同国家的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分配法律制度的主导价值追求和目标排序是有明显差异的。在分配法律制度中,分配正义将通过基本原则这一价值载体来确认和指导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     

分配正义的两个考察维度

本文基于政治哲学的视野,从持有—转让—矫正、起点—过程—终点两个维度具体讨论社会基本结构的分配正义问题。分配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应是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具体呈现,并受到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反思性平衡。社会基本结构对于财富转让具有背景性规定意义,二次分配的矫正正义性可以得到契约论的充分辩护;起点公平是以人自由存在能力为核心的人的存在关系状态,社会财富分配在起点正义基础之上经过合规则的程序过程所达到的终点,既是平等基本自由权利的实现,同时又是新过程的起点。     

法与社会分配正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当我们从计划经济这一权力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利益多元化与利益分化日趋复杂。收入和财富如何在人们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就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分配不能任凭盲目的市场力量的自然安排，也不能由社会职能力量的权威性随意来解决。公平分配必须付诸法律化、制度化。而实现分配公平的法律规范又是以一定的关于分配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为指导的，是分配正义观的集中体现。因而要制定和完善有关实现分配公平的法律体系、制度与规范，就必须确立一系列正义原则，以便在各种不同的决定…     

受教育者视角下的教育公平刍议

教育公平是指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平等及其对教育资源的公平占有,包括受教育权利平等和受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分为受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层次。实现教育公平对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的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基于先赋因素方面的差别和差距,政策刚性、教育产业化和扩招、教育腐败等造成的教育不平等。促进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社会、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参与。     

利益分配的工具：版权制度的价值论分析

版权(法)的基本价值应该是指版权赋权规则的价值.版权价值包括作者人格价值、私有财产价值、公正分配价值等直接的规范价值,以及促进文化、民主和其他公共性利益最大化等社会性价值.版权制度所具有的是一个层次性的价值体系.其中,公平与激励价值是版权赋权规则所欲达到的外在目标,它指导着版权赋权规则的制定.按照工具价值服务于目的价值的原则,版权之人格价值、财产价值的实现是对分配公平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的促进,前者应该服务于后者,更不得妨害后者.     

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功能

经济法是关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分配之法,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权衡、确认和保障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活动。经济法的利益再分配功能首先体现在其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同时也体现在对传统权利、义务等非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通过发挥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能有效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及其法律调整

财富分配不公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针对该问题,有学者仅从财富分配正义的单一价值目标展开有关探讨,而忽略或较少涉及到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社会分配的对象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因此,社会分配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亦应相应地包含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基于此论点,本文探讨了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各自不同的运行机理和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从法律调整的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财富分配正义中的"机会正义"和"结果正义"问题以及风险分配正义中的"归责前置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问题。     

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之法哲学证成

法哲学中分配旨在实现形式正义,构成法律正义的理念。现代社会回应型法的出现使指向实质正义的再分配得以确立,当这种以变革的国家哲学为支撑的回应型法律规范逐渐增多并自成系统时,标志着对应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理念中的经济法生成。它通过维护市场的形式平等以促进经济的效率与发展为工具性价值目标,要求政府积极作为确保应得权利的创造与之结合,旨在实现整体实质公平。     

政府促进公平分配权力的体系性思考

对社会财富分配规则进行研究,从中提炼能够统辖所有分配规则的抽象的权力范畴,可以提升有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散见于社会财富三次分配中的货币发行权、公共投资收益权、政府采购决定权以及劳动力定价权、征税权、财政补贴决定权、社会保障支出权、税式支出权等一系列权力,可以提炼为公平分配促进权,包括基础性权能和调控性权能的二重结构,各种权力协调运行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     

市场经济与公平分配的关系——兼论效率与公平矛盾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对社会公平分配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于人们视野中的问题在当今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大的现实中显得尤为突出。竞争与效率和社会公平分配的矛盾有诸多原因,但市场经济的内在原因无疑是其基础内因。若想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公平的实现将迫在眉睫。     

环境利益分配论批判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当今世界环境资源危机现状提出了环境利益分配论,这部分人依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要求平等分配环境利益。本文通过对环境利益本质的界定,分析环境的社会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对环境利益分配论进行了批判驳斥,提出要保护公益,以义务为基础,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个人利益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共赢,促进整体的共同进步。     

论社会分配综合法律调整体系的构建——基于综合法律调节视角的思考

现今中国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无疑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长期运行的结果。要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必须对现行的分配制度和规则进行全面检讨,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种法律制度资源,构建真正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体系。     

和谐社会实现公平原则的法律机制

公平原则是法律正义价值的根本体现和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法律的公平原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平等原则(形式公平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社会公平原则;环境公平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主要依靠法律机制,发挥法治的整体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现阶段,法治的应当突显环节是社会公平原则和环境公平原则.     

论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彰显——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

当下,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因素与日俱增,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影响到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成为当务之急。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调节器,特别是经济法,其特有的再分配功能能够弥补现有分配制度留下的遗憾与不足,其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理念恰好与公平分配观、可持续发展观高度契合。要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大力彰显经济法的应有作用。     

作为“中介”的“复合平等”——沃尔泽对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批判及其限度

沃尔泽认为,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设置＂所演绎出的＂正义二原则＂只是一种实现通常之＂简单平等＂的分配正义原则,无法解决由诸多领域所构成之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因而基于对西方世界分配现状的观察及其人性观,沃尔泽提出了＂复合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事实上,只有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因此,沃尔泽的分配正义理论实际上只是深刻理解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过渡理论＂或＂中介＂,而不是对后者的根本性超越。     

论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平等分配

宪法上的平等权条款能够衍生解释为国家承担平等对待各地方的义务,因此,国家在分配地方立法权时须适当考量地方的平等性问题.作为比较法中的两种极端,美法两国的地方立法权配置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都存在地方间平等的考量.我国宪法中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分配也应结合平等权条款予以适当解释,不过它是国家平等赋权模式的渐进版,即不断对地方立法权进行扩容从而更平等地满足各地方的立法需求,目前既有及未来潜在的扩容促进了地方层级和种类平等,因此具有正当性.平等化的立法权整体性扩容将使法体系的融贯性受到挑战,出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目的,应当一方面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区分立法调整对象,另一方面强化法规审查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