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反恐趋势

恐怖主义作为全人类的公害,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已构成了严重威胁。恐怖组织呈现从地区政治管道走向国际经济网络,恐怖手段从实施简单的传统恐怖犯罪走向实施复杂的高科技恐怖犯罪,恐怖效果从追求对固定对象的表面袭击走向对泛化目标的心理打击的发展趋势。国际反恐,必须坚持科学的一体化、现实化与重点化战略。     

论加强我国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之一

毒品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进行广泛的禁毒合作。就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而言 ,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已迫在眉睫。只有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在情报交流、替代种植、区域警务、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禁毒合作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 ;只有先解决西部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 ,才有可能完成全国禁毒工作的任务。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内陆地区犯罪走向及刑侦工作视点

未来西部地区刑事犯罪将呈现五大走势犯罪数量大幅上升,犯罪的质不断发生变化;犯罪重心整体西移;新型犯罪与传统犯罪并存,"五大犯罪"决定内陆刑事犯罪走向;犯罪"六化"特征更加明显;城市、城镇刑事犯罪将左右整个治安形势.面对即将到来的犯罪浪潮,西部地区刑侦工作暴露出明显不足.为此,西部地区刑侦工作必须在观念和行为方式、犯罪测评体系、科技运用、队伍专业化程度和队伍素质结构上作出重大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     

个体恐怖犯罪及立法对策

个体恐怖犯罪,是指那种没有政治目的,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造成恐怖气氛的个体犯罪。近年来个体恐怖犯罪频繁发生,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更为现实的恐怖威胁。由于个体恐怖犯罪有着与恐怖主义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所不同的特点,因而应当将其列为反恐怖立法所要调整的范围。个体恐怖犯罪的特点:一是犯罪行为的恐怖性;二是犯罪动机的非政治性;三是犯罪对象的非针对性;四是犯罪主体的无组织性。     

恐怖犯罪防控——基于莱维纳斯理论的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的常态化、恐怖袭击的多发、频发,特别是个体恐怖活动的高发,预示着恐怖犯罪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继传统犯罪之外威胁性更强、破坏性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我国现阶段对恐怖犯罪的防控,多集中于社会预防、情境预防和法律预防,恰恰忽视了对恐怖犯罪主体预防。文章以莱维纳斯"他者"理论为视角,基于对恐怖犯罪分子的个体研究,尝试构建新时期恐怖犯罪综合防控新体系。     

当前女性自杀性恐怖犯罪新态势及根源

自杀性恐怖犯罪是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标或恐怖效果而经常采取的一种恐怖犯罪行为。近年来由女性直接实施自杀性恐怖犯罪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多，并在犯罪主体成分、犯罪手段、犯罪形式与数量、犯罪科技化程度等方面呈现出了新的态势。究其根源．社会地位低下是女性参与自杀性恐怖犯罪活动的基础根源，民族主义因素与宗教文化影响是其思想根源，战乱冲突境况是其外在根源，恐怖组织利用是其重要根源。     

暴力恐怖犯罪的预防和惩治问题探析

云南昆明火车站、新疆喀什等暴力恐怖犯罪事件频频发生,给社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严重伤害,成为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问题。应当完善我国暴力恐怖犯罪的预防机制,加强应对暴力恐怖犯罪专业队伍建设、完善处置暴力恐怖犯罪的刑事法律对策,协调做好预防、打击、惩治等全方面的工作,遏制和减少严重暴力恐怖犯罪的发生,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及中国立法的完善

恐怖主义犯罪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的极大威胁,各国应致力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联合国制定的反恐诸公约中,越来越强调预防和打击恐怖犯罪的各项合作,我国已经加入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我国也是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非常重视反恐的国际合作。应当完善立法,特别是应当尽快设立反恐怖犯罪的专门法典,以更好地应对恐怖犯罪。     

个人恐怖犯罪与社会公共安全对策研究

个人恐怖犯罪与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有明显的区别。个人恐怖犯罪也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安全危害。近几年 ,我国境内发生的多起投毒、爆炸案件都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和财产巨大损失。引起个人恐怖犯罪的原因 ,包括对社会严重不满和对他人极端仇视等复杂原因 ,其中反映了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的矛盾。为了防范个人恐怖犯罪造成的危害 ,全社会都要更多地了解个人恐怖犯罪的特点和危害 ,以便在此类案件发生时作出应有的反应     

我国爆炸恐怖犯罪刍议

爆炸恐怖犯罪是恐怖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发生在我国的恐怖犯罪大多使用爆炸的手段。在反恐机制建设过程中,要确定爆炸恐怖犯罪的概念,研究其特点,分析其成因,为现实斗争服务。     

从刑事法学的角度看我国反恐怖立法的不足

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危害当今世界各国安全的一大公害.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刑事法学目前尚无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专项立法.刑法现有的规定存在恐怖活动犯罪概念、性质、客体不明确,无罪状描述,与国际公约不能完全衔接,法定刑的设置欠缺,特定的量刑情节无规定等缺陷.刑事诉讼法也存在拘传、拘留、逮捕羁押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行为时间过短,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取证据的合法化问题没有规定,卧底侦查人员、特情人员被迫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处理未作规定,关于司法人员和证人的保护没有做出利于操作的规定等不足.立法的不足给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了实践操作的困难,我国反恐怖立法势在必行.     

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以重庆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中村的经济社会特征，也为城中村犯罪提供了社会基础。中西部城中村犯罪的特点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原住居民犯罪突出的反映了这种差异。以重庆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模型为：文化冲突是根本形成机制，失范紧张是内在形成机制，差异交往是直接形成机制。     

法制视野下的我国暴恐犯罪问题研究

“暴恐犯罪”,是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简称,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点;当前我国暴恐犯罪呈现出新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暴恐犯罪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以及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在立法层面制定完善的反暴恐立法体系,为反暴恐犯罪提供法律依据,在实践层面构建高效的反暴恐体制和机制,依法防范和严厉打击国内的暴恐犯罪活动。     

浅析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威胁当今国际社会安全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近年来,国际恐怖组织、个人以及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藏独”恐怖势力、邪教恐怖势力,尤其是境内外“东突”及“藏独”势力的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其恐怖犯罪活动不仅冲击局部地区的主流价值观、宗教观,破坏我国法制,侵蚀当地民族的国家认同信念,而且直接挑战我国的国家主权。     

昆明“3·01”事件后城市反恐的着力点

昆明"3·01"事件有恐怖犯罪实施、国际恐怖势力、恐怖活动的组织活动等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是恐怖势力在城市进行恐怖活动的三层"附着力"。北京"10·28"、昆明"3·01"和乌鲁木齐"4·30"恐怖事件后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进入一个新阶段,城市恐怖威胁越来越突出,恐怖袭击在内地城市可能呈现泛化现象,城市反恐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城市反恐斗争的着力点就是打击恐怖势力在城市的"附着力"。     

论恐怖主义案件的初步侦查

恐怖主义案件是一种特殊的刑事案件。本文在分析国内外侦破恐怖主义案件的基础上,从刑事案件构成这个视角出发来审视恐怖主义案件,归纳总结出在恐怖主义案件侦查过程中的现场勘查和案情分析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国际人道法体系内创设恐怖犯罪罪名之提倡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7年两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通过,武装冲突期间禁止恐怖活动的规则已由草案条款发展为了一项正式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不仅如此,《第一附加议定书》还将恐怖主义行为规定为第85(3)条中的"严重违反行为",从而暗含了战争罪之恐怖犯罪。但恐怖犯罪却没有被明示规定于任何普遍性的国际条约中,大多数部门反恐条约都排除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同时,恐怖犯罪向公众散布恐怖的特殊目的会造成长期恐惧的社会氛围,有着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别严重性。上述因素说明创设恐怖犯罪作为一项国际人道法的单独罪名具有国际法依据和现实紧迫性。恐怖犯罪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之间的重合关系导致罪犯的同一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其中的两项或三项犯罪,此时可根据"?elebi?i标准"判断这些犯罪之间是否互相存在具有实质性区别的要素,进而作出是否应累积定罪的决定。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理解与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资助、招募和运送人员的行为为恐怖活动犯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为有效打击上述行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九)》对其罪状进行了扩充并更名为帮助恐怖活动罪。这就需要通过对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流变、性质、内容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类型化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带来的司法认定困境,为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提供建议。     

略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危害人类生存与安全的一种严重国际犯罪。该罪既有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相同的一面,如犯罪本质,也有其自身的特征。在犯罪构成上,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更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我国,无论刑法史、立法史,还是现行刑法,均无关于此种犯罪的完整规定,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等已有所触及。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别程序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其与恐怖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灾难性犯罪,由于其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各国在制定法律打击和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都倾向于规定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罪的内容,不仅在实体法上规定较重的刑罚,而且在程序法方面也规定了特殊的诉讼程序。但就我国而言,并没有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专门的诉讼程序,在实践中不利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追诉和惩罚,因此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别程序问题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