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80后：前苏联的最后一代

他们没有受到共产主义信仰的熏陶，生长在一个民族价值认同体系崩溃、西方价值观念冲击的年代，没有人跟他们说什么是“对”与“错”，什么是“是”与“非”。     

王通模：向着大山播撒希望

甲茶河上没有桥，但在陡壁寨人的心中却有一道无形的“桥”，这座“桥”就是王通模。     

当代社会主义：“跨越”还是“选择”——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若干论述的当代解读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想不经受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其全部文明成果，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只是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选择”而非“跨越”，是建立当代社会主义的真正路径。因此，当代社会主义的“真正使命”乃是集中精力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整个“自然的发展阶段”都必须由社会主义来完成。     

全球军事：从“冷战”变“冷争”

“冷战”是“冷战争”的简称，是指军事集团之间以战争相互威胁对方，但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发生战役的一种状态。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道歉风”起：“文革”忏悔有无必要？

2013年6月中旬，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也许刘伯勤本人没有想到，一场迟到的“文革”“道歉风”延续不断。     

“中华民族”一词的由来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3年的历史，其创始人就是梁启超。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过。习惯上所说“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外国人称中国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说古道今论贪官

贪官，古今有之，但古今贪官都不一例外地与“权”、“钱”、“淫”、“盈”四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权”。古今贪官，首当其冲的就是贪权，没有权，贪官们就不可能达到贪脏枉法，欺压百姓的目的。有权，使有了一切。于是，贪官们削尖脑袋，钻天入地都要弄到“权力”。他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中。     

荣县：“小字辈”扎根沃土创业忙——荣县探索建立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干事创业三大机制

时下，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热情高涨，但许多久却面临缺乏资金、不懂技术、没有经验、选项不准等“瓶颈”制约。在这种恃况下，当地党委、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给予大力扶持．为这些年轻人“雪中送炭”。     

巧用神兵战日寇：杨勇在抗战中的三大传奇

没有“勇”字，不称为杨勇，不言“谋”字，也不是真正的杨勇。有勇有谋的杨勇在抗日战争中巧用神兵，成就了抗日战争中的三大传奇。     

从“法”到“法治”

有这样一个历史传说：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臣叫壬里国，他与另外一个大臣中里缴打了三年官司。因为案情复杂，无法判断，国王齐庄公请来了当时的神兽“廌”，相传“廌”能辨是非曲直，它的角顶向谁，谁就一定有问题。结果，壬里国的诉状读完，“廌”没有动；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廌”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判决壬里国胜诉。“法”字的来源就和这个“廌”有关。“法”的繁体字写作“灋”，由“水”、“廌”和“去”三个字组成，其中，“水”字代表对待每个人应该像水一样公平公正；“廌”字代表着要能明辨是非曲直；“去”字则表示一旦判定对错，应该坚决去恶扬善。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莫做无根之本

树有根，人也有“根”；树无根会枯萎，那么，人无“根”会怎样？什么又是人的“根”呢？不久前，在西部某地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有一位来自某大都市、派头十足的人。一发言就“语出惊人”：“刚才，我问过许多人，知道什么是CEO吗？结果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现在，我还想问一下，在坐的各位有谁知道？”台下居然没有人吭声。不知道在坐的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虽然知道但不屑于回答他这样的问题。有几个人面面相觑。好像在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汗颜。     

西沙海战：做活南海棋局的关键一战

解放十年后始得进驻西沙 在历史上，中国最早宣示了在南海的主权，却因地理条件所限，长期以来难以有效控制。其面临的三大难题为“远”“小”“水”。     

秦化龙：“文革”中备受周恩来关注的将军

1967年春夏，“秦化龙问题”在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王府井大街、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贴满了有关秦化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有打倒他的，有拥护他的，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当时，正是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极端混乱时期，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大多数群众茫然、迷惑：秦化龙何许人也？他的问题为何闹得满城风雨？声势和规模何以如此之大？大家更没有想到的是，     

六十“耳顺”：协商一致的社会机制

用一个“脑筋急转弯”作为本文的开头：玻璃杯和咖啡杯一起在路上走，突然后面有人大叫：“有车，快闪开!”咖啡杯及时闪开了，玻璃杯却未能幸免于难，为什么？——原因是：咖啡杯有“耳朵”．玻璃杯没有“耳朵”。由此可见，耳朵的功能，尤其是要常常用心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是很重要的。     

“新新人类”探微

快乐大叔上了几岁年纪，“新人类”算不上，更别说什么“新新人类”了。不过，毕竟快乐大叔不是山顶洞人，也没有活在真空中，对时下里流行的词汇和层出不穷的“人类”们也好琢磨一番，研究显然谈不上，顶多也就是“探微”吧。     

谭启龙：屡获周总理保护的省委书记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5岁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队伍里有名的“红小鬼”，建国后出任过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幸运的是，谭启龙在受冲击，被打倒直到重新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指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他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部门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从而使他躲过了“文革”的灾难。     

“五力同驱”创新宣传思想工作

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大、任务重、头绪多、节奏快，有一定的规律却没有现成的模式，有原则性的要求却没有固定化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需要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做到“五力同驱”，实现由“虚”到实、由“软”到“硬”的转变。     

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式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万里长城时，应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典史诗。同样，建国后“两弹一星”的政治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