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的目的、属性和功能

刑罚的目的是报应与预防的有机统一,是国家确立、适用与执行刑罚所追求的客观效果,其实质是对刑罚客观效果的一种主观认识状态。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属性、刑罚的功能有明显的区别。弄清刑罚目的的实质是确立科学刑罚观的基础。     

对我国刑罚体制变革的反思

刑罚是连接犯罪与行刑的核心。现代的刑罚应当是一个宽严相济、轻重匹配的科学体系。而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刑种偏少,非监禁刑缺失,社会化行刑缺陷,整体刑罚体制和机制僵化,造成行刑效果不佳。当前世界各国刑罚的个别化和社会化成为一种潮流,给我国的刑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也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实现刑罚的预防犯罪的目的,提高行刑的功效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要求,所以我国刑罚体制改革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改革的方向在于:建立多元化的刑罚体系,实行灵活的行刑机制;以人为本,预防犯罪。     

假释制度的刑罚目的论解释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决定着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国家刑罚制度的具体设计。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假释制度的设计与存在当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与影响。现代刑法理论已经相当广泛地把刑罚目的理论作为证明刑事司法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在关于刑罚目的的各种学说中,刑罚目的综合理论是合理的。正义性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属性,假释制度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蕴含着对刑罚正义的要求,完全具有正义性的根据。假释确切地表征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是实现特殊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假释的适用既要受到一般预防目的的制约,也有利于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刑罚目的的演进与形成探析

刑罚的目的是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1997年修订刑法时没有把刑罚的目的写入新刑法之中,不能不与我国理论界对刑罚目的认识的混乱状况有关。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是时代韵需要,它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刑罚目的的演进过程 纵观中西方关于刑罚目的之学说,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报应,二是预防。这两种观点虽然长期犬牙交错,相互争论,但呈显出一个由报应到预防的基本发展趋势,在古代刑罚     

我国刑罚执行实践与所面临的问题论纲

刑事执行一体化主张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建构单一的行刑主体来负责刑罚的执行,它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优越性,是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刑罚的执行是实现惩罚和教育改造罪犯目的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的良好运行迫切需要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设置。非刑罚化主张通过刑罚之外的刑事制裁措施来替代刑罚的执行,具有轻刑化的合理因素。     

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基本问题

非刑罚处罚措施是刑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刑事责任实现的一种方式。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替代形式,非刑罚处罚措施不仅能与刑罚相协调,而且与轻微犯罪行为所要求的轻度刑事责任相匹配,最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刑罚配置所要求的经济性。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充分发挥其严密刑罚体系、恢复被害人法益等方面独特的作用,实现用刑谦抑、宽缓的要求。     

论经济犯罪刑罚的轻缓化

从世界刑罚发展看,刑罚轻缓宽和是刑罚进化的必然结果.刑罚轻缓化成为刑法改革的重要趋向.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各国刑罚整体趋轻,对轻微犯罪采用更为轻缓的刑罚.尤其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这一趋向更为明显.中国已加入WTO,法律面临着与国际接轨,刑罚轻缓化不仅与世界刑法改革的趋势相一致,而且也是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司法迫切要求.经济犯罪作为秩序犯、法定犯,与传统犯罪相比危害性小,轻刑的空间大,自然成为刑罚轻缓化中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对经济犯罪刑罚轻缓化依据和途径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望能对推动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有所裨益.     

试论我国引入社区服务刑的现实意义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很具有现实意义。     

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及其刑罚观述评

"地理决定论"是孟德斯鸠思想的基础,认为地理条件决定一国刑罚的形式和措施,在此基础上的刑罚观念主要有1.刑罚正义;2.刑罚宽和;3.刑罚相适应;4.反对对思想用刑;5.注重刑罚和道德的区别.     

由公正到效益--罪刑均衡到刑罚个别化的价值嬗变

历史上有两个相对的刑罚适用原则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罪刑均衡原则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体现了刑罚的公正价值;刑罚个别化原则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体现了刑罚的效益价值.为了遏制高涨的犯罪现象,刑罚的适用原则由罪刑均衡发展到刑罚个别化,刑罚的价值追求由公正转化到效益.伴随这一历史变化的是一系列的变化过程.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探讨

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对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作为条件。对缓刑犯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并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在出现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时,主刑执行期间仍应剥夺政治权利,主刑执行期满之后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则视主刑执行之前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是否届满而定。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论刑事被害人补偿——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补偿问题在当前是一个热点问题。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规范具有的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个人自由的机能。将被害人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对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有重要意义。     

近代刑事法学思想的先声——霍布斯刑事法学思想述评

一般认为,是贝卡利亚首先将启蒙思想引入刑法领域,贝氏也因此被称之为"刑法学之父"。其实,早在贝氏之前(早于贝氏113年),霍布斯就完整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并论述了犯罪的概念与原因、刑罚权的来源、罪恶与罪行、不得自证其罪、反对刑讯逼供等刑法学思想。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刑事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霍布斯不是一位职业刑事法学者,这可能也是他的刑法学思想至今未被人们充分理解的重要缘故。但他关于刑法的一些基本理论与见解,给后人以重大影响,如果说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是近、现代意义上刑法思想的启蒙,那么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其启蒙之启蒙。     

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附加刑问题的探讨

刑法并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禁止适用附加刑,所以,在我国附加刑中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都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人民法院在附加刑的适用上,必须对二者有所区别。即使都适用相同种类的附加刑,也要比照成年犯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真正做到依法处罚,罚当其罪并努力追求取得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力争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论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论刑法的政治品格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或政治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同刑法发生一定的关联作用，并且为刑法注入了各自不同的政治特质，于是就形成刑法独特的政治品格。如果以边缘刑法学的视角对此展开分析，那么，刑法与民主政治、政治人物和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理论研判的对象。因为这些关系在互动的情态下能够真实地还原刑法在阶级社会里的本质属性，从而明确民主刑法所应有的政治品格，而这一切还将有助于拓展刑法学人的研究视野以及刑事立法者对刑法的科学定位。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

立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融合,探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治安处罚体系的构建与刑罚模式的借鉴;治安管理处罚范围与犯罪行为的对接;复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裁量处罚与罪数形态理论的移植。旨在提出具有实用性的执法建议。     

罪的转化与刑法规范的协调——刑法第333条立法缺陷的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 ,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转化 ;那么理所当然 ,在转化犯中 ,转化以后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高于转化之前的基础犯罪的法定刑 ,这样才能体现罪刑相当原则 ,否则 ,就无法实现刑法典采用罪的转化这一技术手段的目的。但是 ,作为转化犯的适例 ,我国现行刑法第 333条在法定刑的设置上 ,与其转化犯的相关条款的法定刑之间却存在极大的矛盾 ,为具体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