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制约

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人可以自主地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作出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明集中反映在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遏制国家的集权专制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预和对日益要求自主的私人领域的干涉。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是民主与法治,其基本制度功能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民主与法治不仅实现了对国家集权与专制的有效遏制,而且为国家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考

以权利制约权力体现了政治文明的新发展。它实现了制约力量的对等性;体现了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法治精神的完整体现。以权利制约权力表现为消极制约和积极制约两种形式。而要有效地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细化个体权利主体的权利,形成权利群制约权力;二是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联合,形成权利群制约权力。     

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

权力的腐败表现为权力的非责任化和权力的权利化。权力本身具有被腐败的可能性 ,加上权力主体的私欲 ,就构成权力异化并且形成腐败的主要因素。权力被腐败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性 ,促使这种转化实现的因素不是别的 ,正是权力主体的私欲。权力腐败实际上是权力的失衡 ,从法律角度上审视 ,任何公共权力都有一个法律上的界限 ,超出这个界限就是权力的滥用。遏止腐败的途径不外乎道德途径和法律的途径。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 ,寻求权力制约的法治途径是最有效、最权威、最持久的模式     

论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权力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腐蚀人。当前，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论中国古代君主权力之制约机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世界范围内而言,中国古代君主权力异常强大。但是中国古代君王权力也受到某些方面的制约,例如儒家思想、官谏诤制度、司法制度等。     

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自产生以来就伴随着对它的制约和监督,世界各国各个时期都在探索更好更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的方法,本文从权利的起源入手,探究腐败的根源,通过对我国古代、西方国家以及当代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法的总结力图找到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法.     

领导权威和权力制约论

本文通过对领导权威与权力内涵的比较、分析，指出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但当领导过分“有权”，即权力欲膨胀后，领导权威必然受到挑战，这样的权力与权威融合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文章最后阐述了权力制约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法。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政治权力的异化及其制约

政治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力量,又是一种以暴力为核心的物质力量,它具有普遍性、排它性、单向性和至上性的特点,对全社会成员普遍适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当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时,就会异化而产生腐败。因此,只有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目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建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都是动态的过程。怎样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的。本文从“机制”的词源意义出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互补与协调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等内容。     

论警察法治视野下警察执法道德的内化机制

警察执法的过程既是实现执法目的的过程,也是实现警察执法道德价值的过程。只有警察执法行为上升为一种积极主动的理性境界,才能符合警察执法道德价值目标的最终要求,这种理性境界就是警察执法的道德自律精神。警察执法道德的他律、自律和自由构成了警察执法道德内化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境界。     

权利控制与依法行政

文章在着重研究加强行政权力控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行政权力的制衡的基本策略及有关原则,并将行政执法者权力意识的增强作为加强行政权力控制的内在动力来进行论证。     

论行政监管权与法治

行政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市场经济和现代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监管权力失灵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消极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消除,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分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形成合力,是我们应该思考而又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可以分为原动力在于人的需要,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直接动力在于理论引领与权力推动。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三论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一脉相承,溶为一体.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政治法治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把握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客观需要。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依法授权,核心是依法用权,保证是依法监督。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党的组织形式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