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3)的“侨汇”问题

"侨汇",即华侨汇款,主要是指海外华侨以赡家名义寄回中国国内的款项,是国内的归侨侨眷包括港澳同胞家属的重要生活来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侨汇"问题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侨务工作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3)"侨汇"数量的变化、"侨汇"的主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侨汇"政策的发展演变等几个方面内容的梳理和阐释,来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侨务工作的主要特点及其背后的驱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研究(1949-1956)

各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有着不同的特色,新中国初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复杂挑战,在这关键时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十分迫切和必要。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教育论析(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与各级政府继承和发展根据地时期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农民与工人等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教育,以提高普罗大众的文化素质。在此过程中,中共与各级政府通过开展"文化诉苦"等活动,发动社会力量自发解决教学困难,定期组织民众进行集体学习,增强了普通民众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认同。这为普通民众适应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向集体化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中心(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各种疫病频发,不仅影响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削弱人民群众的劳动能力,损耗国家的经济,造成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紊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对疫病丛生的局面,高度重视,把医疗、卫生、防疫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采取了各种防治措施,成功降低了各种疫病的发生和蔓延,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人民日报》作为新中国的主要媒体,通过对其1949—1956年关于国家卫生防疫事业报道的分析,梳理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从人民健康出发,开展卫生防疫实践和探索,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提高我国的卫生医疗水平,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况,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的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史论(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期。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建设和批判方针,改造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重要思想,这些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当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取得思想文化建设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挫折,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与改造(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学教师进行思想学习和改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被划入了"知识分子"范畴,且过往历史多有不清白之处;更是因为他们作为祖国新一代儿童的指导者,其言行举止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价值观念。与高校教师较为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不同,小学教师学习的核心内容是以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为主线的简化版唯物史观。小学教师的学习与改造类型可以概括为基本形式与内化形式。两者均旨在加强教师对作为信仰的唯物史观的认同与接受。但由国家政权主导的强制性学习方式的开展并不意味着唯物史观被完全吸收。这种外来的、以政权为支撑的全盘性意识形态与教师以自身经历和传统经验为基础形成的固有认知之间存在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思想学习与改造限度的根源所在。     

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广西的宣传动员(1949-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实现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政治上民族识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经济上动员恢复民族经济,促进了民族经济发展;思想上纠正错误思想,宣传民族大融合,夯实了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文化上培养民族骨干,宣传民族人才政策,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人才基础。宣传动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述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除旧、整饬和布新几个方面。一方面,坚决荡涤旧社会的污怩浊水,取缔卖淫嫖娼,禁止贩毒吸毒,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基本清除了封建社会遗毒,净化了社会风气。并且,通过多方努力,取得了镇压反革命的胜利,解决了社会治安、赈灾、就业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整顿了混乱的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藏民航建设

<正>西藏地处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条件,开展民用航空运输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藏被国际航空界视为“空中禁区”。中华民国时期,入藏交通虽有一定发展,但是运距长、运途险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至1960年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和西藏军民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当雄机场的建设任务,并成功试航拉萨,为西藏民航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执政后一次重要的"治党"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原有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建立新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等方面。这次"治党"活动是与当时全党大规模的整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次"治党"活动,不仅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和富有活力,而且也为党的执政治国活动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炮兵的建设历程

毛泽东点将"小钢炮"1950年初,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我军面临的任务,作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决策,并决定组建军兵种领导机关,相应的炮兵领导机构也在筹建中。谁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社会事业的政策与实践

新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恢复及三大改造是同步进行的。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社会事业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党和政府重建社会事业体系、维护社会稳定确立了指导方针。考察分析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社会事业政策与实践，有利于完整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与趋势，同时也对当前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中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研究评述(1949～1956)

新中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纵观学界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背景的揭示、目标的梳理、路径的系统总结以及评价,并注重从多维度归纳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经验启示。当前学界的研究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但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工厂托儿所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上海工厂托儿所逐步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旧到新,在量与质上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保育人员的思想认识逐步得到提高,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显著增强。托儿所的儿童饮食、传染病防治、规律生活习惯等卫生保健工作也在市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顺利展开。这扩大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女工生产效率的提高,保障了儿童卫生健康,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风建设

正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全国的最后解放,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应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打开国门、开拓外交,等等,任务繁重而艰巨。由于共和国初创,政府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战争前线、农村根据地,尽管根正苗红,热情旺盛,但对城市普遍感到非常陌生,对行政管理更是严重缺乏经验;而少数旧体制留用人员,受着以往陈规陋习的束缚,一时积弊难以革除;翻身得解放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展了同执政后自身腐败行为作斗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刹住了腐败风,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未雨绸缪,及时给全党敲起警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中央重视,雷厉风行,严厉惩治,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注重治本,建立监督、教育、制度并重的反腐倡廉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

由于北京的首都地位且为较先解放的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在北京市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中共北京市委充分地利用了自身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特点与优势,组建了一支有一定规模且以党、团员为主体的干部队伍;通过组织的教育,克服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使党的干部基本上适应了城市工作和执政党地位的需要;在对基层干部队伍的监察与监督上,也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本文透过北京的个案研究,从干部建设的角度观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为适应自身的地位和中心任务而转变的实践与艰难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编余职工的善后困境与救济实践——以北京人民印刷厂为中心的微观考察(1949～1957)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过渡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国内一度出现失业高潮。中共与政府从多个渠道疏散失业人员,通过转业与救济相结合,取得一定成效。这一时期失业工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从国营企业中被编余,因各种原因无法转业或回乡,介于厂方与劳动局之间的一批被编余职工,成为救济工作较难解决的部分。北京人民印刷厂1950年响应政府号召,对1700余人进行编余后,即面临这一难题。除各方分流外,转送劳动局的职工,以及被厂方暂时发给生活补助的老病职工因编余及救济问题与厂方和劳动局发生纠纷。对于这批失业人员,既无法有效转业,也不符合养老条件。政府、厂方对于救济方式与其进行了数个回合的博弈,经过市劳动局的介入及多方解决,历时近7年,该厂编余职工的救济工作宣告结束。"编余风波"的出现及救济工作的解决,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与劳动局负责人逐渐成熟、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