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移难民问题

抗战时期,面对大量移难民①迁移边区,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想方设法救济安置,在财政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以工代赈,组织移难民参加生产运动。特别是1942年12月边区高干会后,边区各级政府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大力实施奖励移民政策,迅速形成了移难民大量涌进边区的局面。此举不仅救济了边区内外的移难民,还增加了整个边区的劳动力,大大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增强了抗战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救济优待移难民的过程中赢得了民心,为最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机关节省公物的“边区经验”

正抗日战争中后期,党中央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积蓄物资备战备荒,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学校三大系统深入开展生产运动,同时组织开展节约运动。在机关节约运动中,节省公物成为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抗日根据地试验区和示范区,在抓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方面积极探索,创造了"边区经验"。     

略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敌顽的经济封镇,发展边区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挟持政策,促进了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壮大了边区经济实力.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略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商业政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敌顽的经济封锁,发展边区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政策,促进了边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壮大了边区经济实力,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和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是在边区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边区私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有力配合了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对于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争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促进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陕甘宁边区农贷领导权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之境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决定设立农贷委员会与边区银行作为组织与领导机构,向农民发放贷款,以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经济。全面抗战时期,农贷工作最初由边区银行全权负责,但由于缺乏贷放经验,边区银行的领导权被迫移交给边区政府。然而,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农贷的本质属性发生了改变,这促使边区银行与边区政府开始共同决策与领导农贷工作。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争与灾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边区政府与边区银行关于由谁领导农贷工作的问题再起争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最终达成合作的共识。农贷领导权从银行到政府,再到二者相结合的转变,反映了中共农贷机制由探索到完善的演变过程。     

一个游击队员的回忆

1949年7月底8月初,国民党军队为了打通安溪往同安、厦门的公路和安溪至南安、泉州的水运通道,扑灭安南同边区游击武装,组织了敌五军、保三团、同安自卫队和林长青"剿共"大队约1000人,分五路"围剿"我安南同边区.     

论任弼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思考与认识

任弼时在负责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工作期间写了大量文章,对边区经济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高度总结。本文从战时经济、边区生产和消费的协调性、边区国民经济性质以及边区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等几个方面阐述他对边区经济建设的若干认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作简单的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政策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经历了由空白到建立再步入有序的发展过程,公营工业之所以能在重重困难中探索发展,继续向前,这离不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工业政策;边区工业政策的制定也经历了由初建、调整发展、平稳过渡三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阶段;公营工业在系列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下,在造纸、纺织及石油工业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丰硕成果,不但对边区工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边区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金融稳定等均作出巨大贡献;边区公营工业发展政策不但对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下我国促进工业发展、创新企业用人机制、遏制贪污腐败、打破"大锅饭"体制等多方面均有重要启示。     

吴满有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农村经济政策

吴满有是大生产运动中著名的劳动英雄。抗战后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了吴满有运动,号召边区全体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并宣传吴满有方向符合中共农村经济政策,打消农民扩大生产的顾虑,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出现"左"的错误,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中共继续坚持吴满有方向,教育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吴满有运动是中共鼓励全体农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和保存新富农经济的具体实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探索,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贸易的开展、整合与统制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公营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中共公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公营贸易承担着保障供给、稳定金融、活跃市场等多种重要功能,在中共调控边区金融经济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公营贸易的管理与经营面临着一方面需要引导公营贸易主动执行财经政策,落实战时财经意志,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商业活动完成财政供给任务的矛盾,如何平衡两者的身份与利益冲突,是边区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陕甘宁边区通过公营主导与公私兼顾相结合、物资统制与金融管控相结合、强化党对财经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措施,不仅壮大了公营贸易体系,还重新激发了边区内部市场的活力,大大增强了边区政府对财政经济的调控能力。"公营经济主导+党对财经工作的政治领导"是陕甘宁边区发展战时经济的成功模式,它成为中共公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经验积累。     

论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设立在延安的"中央银行",其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先后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维护了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统一。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边区银行在促进工农业生产、繁荣商业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支援抗日战争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亦为当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些许历史经验。     

陕甘宁边区抗日儿童团的组织和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抗日儿童团。抗日儿童团是由青年救国联合会指导的集抗日救国、生产自救、学习文化于一体的儿童群众组织。陕甘宁边区抗日儿童团是"儿童运动中的主流"之一,在边区政府和边区青救会的领导下,以"抗日"和"非政治"为基本原则,组织边区儿童做力所能及的抗日救亡工作,如支援前线、带路送信、站岗放哨、宣传抗战、拥军优属、生产劳动及开展学习、文体等活动,成为中共最年轻的后备力量,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煤炭资源调查述论

抗战时期,为全面掌握边区煤炭资源状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更好地开采、利用煤炭资源,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煤炭资源情况调查.这些调查可分为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及典型调查三类,内容涵盖边区煤炭资源的分布概况、开采现状、供需关系、所有制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各项内容.这些严谨细致、科学有效的调查,为边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颁布煤炭产业发展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边区政府在此基础上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了边区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实践——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冬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晋绥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从1940年初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战争局势变化、政府工作重心转移等因素,边区冬学运动经历了从工作中心边缘到工作中心之一的发展历程。冬学创办初期,群众的"支差"心理与干部的"拉差"行为比较普遍,但在边区政策的强力牵引下,冬学在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作用等方面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群众文化热情不断升温。得益于此,读报不仅成为群众的需要,而且变得可能,冬学运动与读报运动也逐渐合流。冬学是工农通讯员的"摇篮",是基层新闻"短训班",也是乡村黑板报的源头,使"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路线办报方针在边区三级报网中得到贯彻。     

筹建印钞厂始末——晋察冀边区斗争忆闻

1 1938年7月参加革命时,我才15岁,军装好象与我无缘,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当印钞工。当时晋察冀边区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很多:有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的“法币”;还有其它省的地方流通券和各县自印的“土票子”。财政经济十分混乱,不利于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解决边区军费政费,打击伪钞,保卫边区人民的财产,巩固和发展边区经济,坚持敌后抗战。边区决定建立自己的银行,自己印钞票,不用国民党的票子。边区委派691团军需官关学文筹建边区银行,同时筹建印钞厂。关学文带着十几名战士来到保定地区安国县,从私人印刷局搞了十几台小石印机,招收了20多名技术工人在     

组织、网络与社会动员:陕甘宁边区锄奸反特运动研究(1937～1945)

全面抗战开始后,锄奸反特工作对于中共根据地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而言。中共在复杂的政治生态基础上,整合原有多个机构,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专门负责锄奸反特工作。受人员有限、任务繁重、地形复杂、信息滞后等因素制约,中共转而从实际出发,发挥其组织优势和宣传特长,探索出以保安处为基础、官僚体系内的锄奸网络,结合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掀起了边区锄奸反特运动,形成了"全民防奸"的治安体系。中共在运动中一方面实现了对边区社会的有效控制,构建起新型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完成了边区公安政权的组织架构,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保卫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习仲勋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群众权益保障工作的贡献

<正>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被毛泽东称赞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领导陕甘边区革命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实际权益相结合,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建设,探索出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群众工作方法与路径,保障了边区群众各项权益,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     

南方局领导下的闽粤赣边区党的建设

“七·七”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成立,统一领导闽西南、粤东潮梅地区和部分赣南党的组织。1938年春,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省委改称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同年冬,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起,闽粤赣边区的党组织,就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至1946年5月,她经历了继续发展、巩固、停止组织活动和恢复发展组织的曲折过程。     

陕甘宁边区生产力发展成就的生成机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发展了生产力，保证了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和工业品基本自给，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陕甘宁边区生产力发展成就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激进方式扫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解放和发展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使边区生产力发展适应了中国革命实际的胜利；是边区生产采取有效的组织形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