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研究》简介

由涂荫森、刘觉生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研究》出版了。 这本论著是在吸收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个人研究体会的基础上,对当前哲学界争论的热点、重点、疑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它是为广大干部和热心哲学的同志进一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撰写的。     

永远的怀念——追忆羊春秋

羊春秋离开我们3年多了。他去世时我恰巧在外地休养,没能同他作最后一次告别,非常遗憾!羊春秋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享誉文坛的诗人,又是从教数十年的资深教授,桃李满天下。他长我9岁,我不是他的专业同行,认识的时间虽然很长,真正密切交往的时间却不长,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教学业绩没有资格置喙。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我有许多话要说,有的在他病重住院时说了,有的还没来得及说他就走了……在我的印象中,羊春秋是一条硬汉子。我第一次见到羊春秋是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1958年的秋天。当时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俄语,他在那里…     

在革命斗争中结成亲密战友和伴侣——回忆和曾生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日子

曾生同志是我的上级和亲密战友,也是与我同舟共济近60年的伴侣。他虽然离我而去,但他那崇高的光辉形象不时呈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看到他的遗像,不时引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很多很多难忘的回忆,特别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和共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更使我不能忘怀。     

我不后悔

我的丈夫张玉诚逝世整整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在我的眼前。多少次在餐桌旁我还默默地等候,仿佛他马上就会下班回来。有时我感觉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又为厂里的工作出差了,只是路途很远,时间很长。 我和玉诚共同生活了25年,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伴侣、知己和同志。恋爱时我们就曾立下过誓     

援助热线

可以在打工地办理离婚协议吗我和爱人是四川人,2002年,我们来到北京打工。因为他怀疑我对他的感情,经常对我打骂,最严重的一次他打伤我胳膊,在医院缝了六针,我提出离婚,他也同意。     

忆彭真——写在纪念彭真诞辰110周年之际

1954年，我被调到彭真身边任机要秘书，开始和他共事。最后一次接触是在1989年，我已经离休了，他还让我做助手，编辑《彭真文选》和《站在革命和建设最前线》两本书。多少年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所了解的余志宏

一九四二年我进入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读书时,就知道在高班同学中有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才生——余志宏。当时我学的是生物学,和他不同系,他又很快毕业了,所以没有见过面。一九四七年后,我们在长沙取得了工作上的联系,直到湖南解放前夕。我同余志宏同志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那端庄、严肃的容貌,和蔼、潇洒的举止,他     

忆革命师友郑杰

郑杰同志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可敬的老师和战友。他为革命牺牲已41年。从我和他在白色恐怖中分手之日算起,已经有52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那感人至深的革命形象,总是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成为激励我的一种精神力量。郑杰原名罗迎祥,1911年出生在仙游县兴太山区(今为钟山乡)郑洋村。他早年在仙游一所中学和集美职业学校念书。大革     

一九八六年彭真回山西琐忆

我认识彭真同志是从小在报纸和画报的照片上认识的，知道他是山西人，很早就参加革命，为党和国家、人民立下了卓著功勋。建国后长期在中央和北京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很早被打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推翻了“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这些认识都是间接的，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我对他的直接了解是在1986年5月他回山西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视察。当时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有幸参加了视察期间的接待工作，并在他的专列办…     

刘叔教我唱的一首歌

敬爱的老领导刘田夫同志终于和我们永别了。今年春节期间,我和几个老同志还到他家拜年,祝愿他健康长寿,岂料竟成最后的一次见面! 我是1940年在肇庆第一次见到田夫同志的。当时他是中共西江特委书记,我是作为新兴县工委书记去向他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的。1941年,我奉调到粤中区的开平县任县委书记,而他这时已改任中共粤中特委书记,仍然是我的上级领导。中区特委机关长期设在开平境内,因而亲聆教诲的机会也多了。     

我与雷锋并肩工作的日子

正1956年至1958年,我担任中共湖南省望城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雷锋曾在我身边工作过两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品质和行为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机灵能干1956年,望城县委人手不够,缺一位公务员(勤杂员兼通讯员),后来录用了16岁的雷锋。当时,他的名字还是"雷正兴"。     

永远的贺龙“房东”

正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高国山找到了我,他说读了我写的《贺龙全传》后,几经打听,才辗转和我取得了联系。他说,在1939年秋冬之际,贺龙曾在他家住了几个月,给他的家人和村里人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我的书中写了这段历史,所以他下决心一定要找到我。我问他:"你家是哪里?"他说:"河北平山县寨北乡会口村。"我的眼睛一亮:"你家在会口村?""是啊!贺龙当年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呢,     

深深的思念——忆领导 良师 益友龚育之同志

龚育之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学家。他既是我的老领导,更是良师益友。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难以抹去。一想起他几十年带着肾病默默地为党的理论事业超负荷地工作，     

悼念彭塞弟

彭塞去世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彭塞是我表弟，也是我妹弟，关系自非一般。我小时住在他家里，和他朝夕相处，并同在盐道街省师附小读书，后来同走一条路，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４年我被捕入狱，１９３８年我从监狱出来后，彭塞不久就去了延安。以后他从延安回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们虽然没有组织联系，但彼此了解、信任、支持。他初在四川大学读书（当时川大在峨眉山），有一天突然到夹江我家，告诉我川大党组织出了点问题，他必须离开峨眉返回成都，在我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就护送他走了。他以后进华西…     

余曼琪逸事

1980年,北碚区委让我负责北碚地方志和革命史工作。1981年北碚党史征集办公室成立,我又分管党史工作。当时重庆市革命史由钟修文和胡康民负责。胡康民高中毕业,有文才,年轻、聪明、肯干、能吃苦。我尊重他是领导,他尊重我是老革命,我们合作得很好。他给我出点子,经常叫我了解这个、访问那个,访问后,我把材料给他,他认为很好,有的在《重庆党史通讯》刊登,有的在《四川党史通讯》刊登,还给了奖励。     

幽默老人陈云

我于1982年至1992年在陈云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这10年,他老人家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日夜操劳,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共和国的史册。然而,作为他的贴身警卫,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他风趣幽默、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一面。他逝世后,那10年里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眼     

留在这里的脚印——在闽南工作琐忆

闽南特委的恢复1927年7月底的一个傍晚,同学已吃完晚饭了,适值我在宿舍里投有他往。谢景德和一位个子稍为矮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人来找我。言谈之下才知道他叫陈明,龙岩人,以前我不认识他,更不了解他以往的历史。谢景德我是认识的,1923年在浮宫圩高小六年级读书时,他在集美读书,我们虽然是同年龄,但他上学早,已是集美师范3年级的学生了。假日常来高小找他的堂兄谢灵英。灵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又是国文教员。景德有时也来代课上算术。因他年纪     

毛主席的嫁女宴

正今年是敬爱的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在毛主席身边当伙食管理员的7年里,我受到了毛主席方方面面的关怀和爱护,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良多。他为女儿李敏操办的婚宴,我至今难以忘怀。1955年,我被组织上从中南海勤务班调到主席身边,给他管伙食。能为毛主席服务,我感到无上光荣。当时主席每天的伙食费是3     

我与金城四十三载的相依相伴

金城同志要是还活着,今年该是100岁了!然而他离开我已经15年了。我是1945年初和我的同学、恋人黄晓庄一起到延安的。1946年2月10日,我和晓庄的婚礼由金城主持在交际处举行。月下旬,晓庄随他的祖父3代表延安各界人士去重庆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打伤的郭沫若、李公朴等,4月8日,晓庄和祖父及王若飞等在由重庆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这不幸的消息,也正是金城告诉我的。正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刻,他给了我许多关怀帮助和战胜心灵伤痛的力量。1947年,他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1948年3月19日,我们成为一家人。我常常苦笑着说:黄晓…     

技巧不能让位于思考

前几年和汪曾祺先生闲聊,他感慨地说自己生平两大憾事:没有学好外语和没有从事绘画。我是正好相反,我遗憾没有从事文学创作。我们都老了,已无法互换。我中学时代酷爱文学,主要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我着迷他的小说和杂文。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哺育了我的少年青年时代,他是我安身立命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