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与制约：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力逻辑——以美国西雅图市为研究对象

公共权力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贯穿性的作用,所有的治理主体都是围绕着公共权力开展自己的行为,公共权力不仅是治理主体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它们能够开展行动的基础。美国是有着自治传统的联邦制国家,作为地方政府,它的权力本身是来源于一种权力的授予,这种权力同时也要经受诸多形式的制约。这种授权和对权力的制约,构成了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运作的核心线索。     

增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的路径选择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社会利益主体分化,社会治理难度与复杂性日益加剧,无法依靠政府力量解决社会所有问题。必须将集中于政府的权力科学合理地分散于社会,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得以持续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主导、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扩大公民参与等方面着手,发挥多元主体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完成转型,政府不仅要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更要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定位从实体利益的分配者转变为新旧利益博弈的正当程序制度供给者,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要突破碎片化的部门执法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还要开放海量政府信息给社会使用,实现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治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理论梳理与反思

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以形成某种规则与秩序。因此,治理内在地包含了国家权力的边界问题。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回顾了治理问题的前史,即历史上伴随着国家权力扩展而出现的各种要求限制国家权力范围的理论,并简要说明了每一种理论的根本逻辑。本文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出现,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重新探讨国家权力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新形式的尝试。     

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推进地方基层政府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保证公权力依法合规,公开透明,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具有重要作用。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杜绝行政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乱象,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行政职权,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取消,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使"清单之外无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进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之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有着直接、广泛、密切的联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地方事务，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我国的地方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早期地方政府体制的确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来源演变、以及我国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来揭示。     

试论依法治国与行政权力制约

依法治国与政府行政权力制约是现代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 ,法治下的政府必然是行政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政府 ,而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又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完备的民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政府治理范式的演变轨迹与职能特征

政府治理范式演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行政生态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思想或理论的进步,国家政治路线的调整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政府治理理念、方法与模式的变化。从人类政府管理的历史来看,政府治理范式呈现四个发展阶段和演变趋势：即极权型政府治理范式,放任型政府治理范式,超能型政府治理范式与有限型政府治理范式,特定的政府治理范式与特定的政府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相对应。     

新时代政府公共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三重维度

<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体现公共性的特质。党领导国家治理是政府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政府公共性的有效发挥和实现。新时代国家治理格局下多元主体共存、多方合理共治、治理成果共享。强化政府公共性,在规范公共权力、构建公共制度中获得足够的公共支撑,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弘扬公共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资源配置与权力的定位——对1949～1978年中国社区结构演变的解读

建国后新政权接收下来的街坊社区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下逐步改变自身的治理结构,并最终形成了与正式的政府机构相对应的街居体制的法定社区和与工作机构相对应的单位社区.这是一个政府改变资源系统以改造社区结构与由社区资源系统的改变以强化政府权力的、互为因果的同步推进过程.政府权力的效力以其为社区提供的有效资源为基础,当社区失去了国家和社会的多元资源系统时,多元的社区治理结构也就没有了产生的空间,完全依赖国家行政体系的资源保障的社区结构必然是结构一元化的行政社区.     

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但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却发展缓慢。中国要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常态的现代化国家。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制度性权力建设,它涉及三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发展和完善民主制度？制度性权力的基础是政府的基本方针,人事构成及具体政策能反映整个社会的需求和诉求。     

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实现治理结构的均衡;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实现政府权力的限制与收缩;理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优化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机制.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行政审批集成式改革中政府权力的定位与重塑

如何在改革中定位和重塑政府权力是21世纪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重点议题。浙江K区企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集成式改革省级试点,通过重塑政府的审批权力,在提升国家实力和制度能力方面做了创新性探索。通过依托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对政府审批权力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定位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创建涉审中介功能的"四联"机制、创新行政审批集成式改革审批流程四项创新举措,实现企业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前"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政党与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正确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严治党管党，发挥执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中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关键。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

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政府、私营部门与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基于权力理性扮演着网络空间法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私营部门基于利润理性扮演着网络技术制度的构建者与自我规制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基于价值理性扮演着网络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和社会监督者的角色。三者互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有序化发展。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责任是通过法规治理寻求网络产业较快发展和网络空间安全有序之间的平衡,因此,通过构建政府的平台治理模式,根据议题属性,区分政府介入治理的程度、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注重事前预警而非事后惩罚、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网络素养等途径强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责任,不仅有利于改进网络发展环境、兼顾网络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限制私营部门私权力的扩张,保障网络空间国家安全。     

公民社会参与在治理腐败中的功能及实现

公民社会在监督国家权力和反腐败方面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有效地规避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组织、教育公民参与国家管理,调动社会多种力量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形成有力的监督,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克服以往腐败治理模式缺陷,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