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中国务院业务组的若干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历时8年之久,曾在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讨论决策国民经济建设许多重大问题,组织领导国民经济运转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然而现今出版的书刊,对它的成立、发展变化、活动情况介绍还不多.有些著作虽涉及到,但说法不一.笔者根据看到的材料作些介绍,以供研究现代史的同志参考.     

“文革”中的贺龙案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在“文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贺龙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终被残酷迫害至死,成为“文革”中一桩大冤案。但历史最终对他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林彪向罗瑞卿发难,贺龙力保,林彪的暗箭瞄准了贺龙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由于林彪长期称病不出,     

“文革”中的口号

正"文革"期间盛行呼喊及写口号。各种集会、文章、大字报甚至检讨书,大都有几个口号。口号基本分为颂扬毛泽东、共产党和斗争阶级敌人两大类。最常用的两个词,是"万岁"和"打倒",爱憎分明,反映了"文革"的特点。生产建设、处理工作方面的口号,也是以"抓革命"为前提的。最常用而又最长的口号,一个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是:"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     

“文革”中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李先念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这场革命中,是需要发动群众,对某些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干部进行教育和挽救的;这场运动是分阶段、分步骤、有领导地进行的;有动乱的地方,由中央派工作组去,就会很快解决问题。     

“文革”中的韩先楚将军

1957年9月,韩先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州军区既要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又要加强战备,任务非常艰巨、复杂.韩先楚始终把握部队保持稳定这个重要环节.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28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八条命令>.<命令>强调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但"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支持下,对通知和命令置若罔闻.2月,韩先楚主持拟写了加强战备,稳定部队的<福建前线部队公告>,中央军委当即批转全国.     

“文革”旋涡中的吴法宪

正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作了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     

追忆“文革”中的周扬

正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方的学生串联到中宣部造反,中宣部处于瘫痪状态,部领导受到批斗。没过多久,陆定一部长,周扬、张子意、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副部长和童大林秘书长都被抓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文革"期间,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揪叛徒"等反动口号的煽动下,全国各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最基层的党政干部中产生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周扬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多年主管文艺工     

“文革”中的康生罪行累累

正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他紧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点名诬陷领导干部,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陈云曾说过:"康生是鬼不是人。"华国锋对胡耀邦也曾说过:"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凡是被康生怀疑的,凡是触犯了他的利益的,都会遭到劫运。1977年胡耀邦到中组部任部长后,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请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计有603人。     

“文革”中的道德歧路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物、人与集体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并非如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不讲道德的,相反,“文革”很大意义上是力图实现一场道德革命。但是,由于“文革”道德革命从根本上违背了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文革”追求新道德最终却走人了非道德、反道德的歧路。     

“文革”中的样板戏风波

70年代初,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但中日友好和实现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而亲美反华的日本佐藤政府仍然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死胡同里进行着最后的挣扎。1971年2月,中国邀请日本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团来京,就两国进出口贸易事宜进行谈判。日方应邀前来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

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国政权机关。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设想了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革的方案。北京大学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早年的“革命”生涯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文革”中的郑维山将军

郑维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团、师政治委员,军分区、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百团大战、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等重要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发生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文革”风暴中的叶飞上将

曾任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一生经历富有浓重的传奇色彩。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华侨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经略东南，坐镇福建前线，担任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达18年之久，为福建的建设和海峡的安全倾注了心血。但这样一位屡立战功的将军，也未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厄运。     

“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

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是一件吃力仅很有意义的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非常时期，与社会政治经济动乱相对应的是各种理论和思潮的频繁更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发动和指导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观点已得到很多的研究，而某些在这场内乱中一度颇有影响的思潮，尚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出现及其泛滥，曾给社会罩上了一层偏激和混乱的色彩。对它的兴衰进行评述，将有助于对文革的研究．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     

“文革”中的周世钊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周世钊,从青少年的同窗好友,到伟大领袖与一介儒生之间,长达 63年的交往,坦诚相待,情意拳拳,友谊长存,始终不渝,恰如我国古代《易·乾卦》中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文革” 10年,是他们生命的最后 10年。两位友人的友谊经受了新的考验,发展到了新的境界。 对红卫兵的无知,周世钊只有摇头叹息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 69岁的周世钊对这场运动的兴起很不理解。他致函 73岁的毛泽东主席,要求到北京见面,陈述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转达毛泽东的话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     

“文革”中的大军区司令员

正1966年夏掀起的"文革"风暴,短时间内如暴风骤雨,横扫全国。8月,林彪连续几次讲话,要在9月、10月、11月"大闹三个月",要"大升一批,大罢一批",要搞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之后,社会各行各业如"天翻地覆",局势失控如脱缰之马,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或者瘫痪,或者失能失效,原本"一枝独秀"的军队随着冲击波的加剧,亦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