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探析

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的背景是农民环境权受损。分析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应联系在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生存际遇。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矛盾选择,这意味着在农民环境行为中,既有可能产生理性的环境行为,也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环境行为,这使得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两重特征。一方面,出于对现有利益格局和权利制衡关系的理性判断,农民在权利维护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在这里称其为"柔弱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另一方面,受环境权受损程度和救济路径是否有效率影响,环境维权和救济行为力度呈现逐渐升级的趋势和进路。     

当前我国农民维权能力发展态势分析

在全社会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大环境下,我国农民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发展态势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权利意识渐增、对维权资源的善用、维权技能的积累和维权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农民维权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需要更精致化的组合策略,而农民主体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维权资源的充分享有与有效利用、维权技能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农民维权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等,都将成为策略组合的一部分。当然,农民权益的切实保障和实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执政党、政府、农民自组织、社会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农民个人等多种能量间的有益结合。     

征地政策、权利意识与政府工作策略的调整——基于C市QY社区失地农民的调查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土地被征收的农民逐步增多.研究发现,尽管国家的征地补偿政策逐步转向有利于农民利益的方向,但失地农民却日益多地参与到维权活动中,政府工作策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农民权利意识的勃兴.我们应当重视维权之源头--绝对不公平感和相对不公平感的产生,积极搭建失地农民与政府有效沟通的平台.     

征地冲突中农民的“套路式”抗争行为:一个解释的框架

各种形式的征地抗争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当前征地冲突中农民维权行动的一种类型,对"套路式"抗争行为含义的界定,对其抗争过程中闹大、尊重和实惠内涵的阐述,以及对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行为逻辑和蕴含风险的理解是解释"套路式"抗争行为的分析框架。从现象上来讲,"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农民对征地维权行动经验总结的结果,是当前农民制度性维权的集体行动类型,是农民应对政府"维稳套路"的有效方式。同时,从伦理和情感的维度对征地冲突中的"套路式"抗争行为进行诠释,则是强调其是农民对现代社会规则和权利的运用与演绎。     

我国产品责任领域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满足消费者维权需要,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应借鉴美国相关制度的规定,突出该制度在填补被害人所受损害、惩罚侵害权利的行为、阻吓侵害行为再度发生等方面的特性,进一步明确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条件:以故意、恶意或完全漠视他人权利为主观要件;侵权行为具有不法性和应受谴责性;侵权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程序主义建制化研究——从农民工讨薪事件谈起

农民工讨薪事件频发,特别是在年关岁末,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诉求维护其经济利益权利过程中往往陷入一种无序的社会行为。本文运用哈贝马斯程序主义的模式,构建基于法治目标的农民工维权行为的程序主义模式,一方面,从程序主义民主模式中获取农民工与劳动单位之间合理及合法的规章制度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从农民工自身出发,通过学习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进而促进构建合理合法实现自我维权意识的途径。     

法治视域下山东青年大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研究

<正>确处理大学生利益诉求紧迫性与反馈处理滞后性、利益诉求差异性与权利保障缺位、利益诉求主动性与司法救济不足等矛盾,切实转变高校管理部门职能,建立多元维权体系,构筑有效服务系统,规范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引导大学生理性维权,才能为他们营造出良好的成长环境。     

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认知的研究现状与提升策略

农村公共政策是包括保护农民权益、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一系列政策.农村公共政策是否合理以及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的认知和感知是否准确,都会直接影响其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了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的认知情况,提高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的认识,增强农民利用农村公共政策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弄清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及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二是提出提高农民对农村公共政策认知的具体策略.     

草根维权组织的属性考察与运作分析——基于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维权组织的调查

基层民众的集体维权是我国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H市"城中村"村民维权组织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对政府征地拆迁计划实施抵制,并进行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文章着重分析维权组织成立的原因及其属性、维权目标与行动方式、维权组织的普通成员及其骨干分子等问题,并就这些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调查和分析表明,这些组织具有临时性、民间性、地域性、非政治性、非正式性以及弱组织性;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争是它们日常维权的主要方式;维权骨干分子是村民中有代表性的成员,但不是显著有别于普通维权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维权中公私兼顾,并非纯粹为民请命。维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减少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出现,有助于和谐地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我国农地产权分析与制度重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变革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加重视和保障农民的农地产权。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农地收益权、使用权和处置权的界定不合理以及农民土地产权的缺失,导致违法征地现象严重,土地交易成本昂贵,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为此,政府的改革重点应是保护农户土地权利,特别是农地使用和处置权利,实现更合理的收益权界定,以及让农户获得产权增值的成果。从而切实做到让农民"有权可依、维权可行,违权必究"。真正建立维护农地产权的制度保障,贯彻中央精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论警察权的私权基础

传统警察法多从公法角度研究警察权问题,鲜有人从私法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事实上,警察权有着深厚的私法和私权基础.循着公私法划分的起源和发展,我们能够找到原始的公权力与私法的关系.从警察权的本原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警察权的公权力属性,并进而寻找到警察权的私权基础.警察消极行政作用的强化和警察比例原则的普适化是警察权私权基础的集中反映.     

物权变动中的权利救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变动中常常出现出卖人交付动产标的物而买受人未为对待给付;不动产交付前所有权未移转时,"一物数卖"等问题,这些现象易生交易不公和交易风险,有害于出卖人或者买受人的权利保护.本文提出运用所有权保留、特别动产优先权和预告登记制度加以救济.     

论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性质

本文首先从现有知识产权基本理论出发，简单概括了知识产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然后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调整方法的比较、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三个方面论证分析了知识产权的性质。最后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得出知识产权在本质上就是民事权利的结论。     

姓名权对名誉权的协同保护略论

姓名权与名誉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互相依存保护关系。只有正确理解两种权利的内涵及侵权构成要件,才能深刻理解姓名权对名誉权的协同保护关系。应深入研究两种权利的保护范围和执法尺度,建立人格权的协同保护体系。     

Right of Value

<正>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vital to protect creativity and drive innov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battles among tech giants are legendary.But whereas in the past Apple and Samsung used to trade blows over patents,there’s a new major player in the ring.In a     

知识产权的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

权利可以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法律社会化的趋势在促使社会法这一法域出现的同时 ,还导致了公权利和私权利的渗透和融合及混合权利的产生。混合权利强调对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保护的平衡 ,其实质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干预。知识产权的运行本体和运行过程无不散发出这种新型的混合权利的特质。明确知识产权所具备的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权利属性 ,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定位和基本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论沉默权与侦查讯问权的价值平衡

本文在对沉默权与侦查讯问权进行必要阐述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确立“侦查讯问权优先,合理保障沉默权”的有限沉默权制度,并进而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论新型权利之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种新型人权。环境权在理论上讨论得十分热烈，但法律实践却背离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权立法中，环境权从一种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但从环境执法的案例可以看到，环境权仅是一种法律宣示的权利。与环境权的立法相比，环境权无论在已规定环境权或尚未承认环境权的国家几乎都不被承认可以作为诉讼的根据。我国法律对国家、单位和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义务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但却很少涉及或没有明确说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在享受环境条件方面的权利，法律实践中也未出现依据环境权获得胜诉的案件。我国现有的环境权研究主要有两种学术思想：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观。我们需要搭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权论者以及主流法学论者之间的共同的学术舞台，建构共同的学术空间，开放式地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资源，致力于环境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命题的批判和重构。环境权研究必须跨越环境法的固有领域，寻找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